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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上海基层政权已经崩溃了;人心坏了,稍微有权就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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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9 00:34: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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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卫生安全专家唐宁思(Nicholas Thomas)认为,染疫和死亡人数的数字,对中共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报少了引发民众对严酷封锁的质疑,报多了显得当局无能。

他对CNN说,“如果数量太少,不仅会出现信任问题,还会让封锁措施显得很过分;如果数字太高,封锁措施倒是合理了,但说明当局控制不住病毒。”
中共玩弄数字游戏,并非一天两天。以前,不少作者写文章质疑,但很少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原因很简单,以前的数字主要集中在经济数据,中共垄断统计研究,任何境外组织和机构去调查和研究,都是“刺探国家机密”,所以只有一个官方公布的数字。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数字好过没有数字,只要考虑所谓系统误差就可以了。尤其是华尔街那些人,需要一个高增长的数字来鼓动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所以就会睁只眼闭只眼了。
但这次疫情的数字,却十分的可疑,而且关乎卫生安全,因此格外关注。
比如上海这波疫情,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记得疫情爆发两个星期之后,官方数字是阳性近30万,但重症只有一例,死亡一例都没有。以上海和香港进行比较,就形成极为明显的对照。同样的病毒,同样的种族,几乎同样的防疫模式,却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全球媒体一报道,上海开始死人了,每天十多例到现在几十例。恐怕,这正是唐教授说的“双刃剑”效应。无论如何解释,中共官方操控数据,是无可辩驳的了。
核酸检测
由上海疫情引发的数据猫腻,不但老外发现了,中国大陆民众也发现了。
一位上海女士发现自己被别人注册成为“志愿者”,因此发视频举报。她说,在他们社区居民一个两百人的群里,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一个叫“上海志愿者”的小程序中,很多人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注册过了。这些志愿者中有垃圾引导员、治安巡逻队,和其他志愿者服务,但他们完全没有做过这类事情。
这位女士说,她用她的身份证和名字查询,发现也被注册了,但是她比较倒楣,想登录之后找回用户名,但刷脸之后,说她不是实名注册的,而且手机号、联络名都不是她的,再上根本上不去。
她说:“小区群里已经吵成一片,这个群一共两百多人,听说有99个人被人注册过,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人管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查一下上海志愿者协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滥用别人身份信息的事情是否有人管一管?”
当然没有人管,因为监管的人,恐怕正是冒名申请的人。同一帮人,怎么自己管自己?
上海的猫腻还不只如此。
我们都看到过网购大平台的送货,无法进入上海的社区,上海居民被封锁在家,只能选择团购。团购送货的人,都必须是所谓“志愿者”,要持证上岗。证件则由上海街道和所谓区文明办发放。
一位“志愿者”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他的志愿工作是“保供”,大概是保障供应的意思,具体任务是香烟代购。这位“志愿者”疫情前刚刚通过关系获得了这个志愿者的差事,疫情期间,他每天送500条香烟,每条可以赚100元人民币。照这个计算下来,这位仁兄每天的毛利润就有5万元人民币。

当然,5万元的毛利中,还是有很多成本的。他没有说成本是多少,但他透露说,他“上面”的人,每天可以赚30万人民币。
不仅仅是香烟,其他送菜、送肉的团购,都有类似的情况。在这种特别时期,居民不得外出,商铺全部关闭,网购送货被阻截进不去,唯一能够过关斩将把生活必需品送进去的,就是持有街道发证或者区政府发证的这些“志愿者”。上海居民抱怨价格太高,抱怨质量不好,抱怨外地驰援上海的食品无法到达普通人那里,在这种利益链条中,一下子就都变得特别合乎逻辑了。
某个社区团购组织者透露,有人和他联系,只要组织足够人购买足够的某种商品,组织者本人也可以得到购买金额5%的回扣。
我们来稍微计算一下。假设这类由半官方控制和垄断的“团购”都有20%的“利润”,每天每人平均消费100元,就有20元的“利润”。上海2600万人口,封城封了30天,毛利总额就有52亿人民币。
按照那位专门送香烟的“志愿者”说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恐怕都去了“上面的人”那里。至于这位“上面的人”是哪些人?观众大概心中都有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相关的新闻。
4月17日,中共前元老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在微博上发帖说:“以最快的速度从大亚湾借调个物流部门小团队吧。这次没有人故意捣乱是不可能的。广州深圳都没有这么一塌糊涂,怎么大魔都能搞成这样?损失比乌克兰还大了。”
叶静子,号称中国头号名媛,叶剑英的孙女,叶选宁的女儿,王震的孙媳妇。她的这个微博帖子,指责上海物流部门太烂了,呼吁从广东调个物流部门。第二,她高度怀疑是“有人捣乱”。
叶女士所说的,就是上海这次封城,整个物资调配混乱不堪,造成这个中国最繁华都市,居然有人饿死。但如果从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事情来看,物流大混乱是真的,但恐怕不是物流部门太烂,而且也未必是“有人捣乱”。真正的原因,其实很可能是私心私欲作祟,大发国难之财,以致有很多实权部门刻意制造局部的超短缺。
中国大陆疫情封城已经陆续持续了两年了,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各地免费驰援物资,最后出现在居民高价购买的食品盒中,但以上海这次最集中,最突出。当然,可能也是上海市民最敢讲,最会算账的原因。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之前都谈到一个观点,认为上海的市政惯例是中国大陆城市中首屈一指的,远比其他城市更好。但现在,我好像必须要收回这一看法了。
叶静子女士在她的微博中,用大魔都来代替上海,叶非常有意思。魔都这个用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在不可考,但我记忆中,大概是2014年2015年左右。那个时候,很多人把江泽民称为大魔头,江魔头,然后传而广之,上海也不幸变成了魔都了。魔头住的地方,当然是魔都了。
虽然是魔都,但上海究竟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城市,不仅在长江流域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中国整个经济中也极为重要。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管经济的陈云,坚决不同意在上海搞试点,原因是上海太重要了,一旦出了什么乱子,整个中国经济都会被拖累。因此才有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远离经济中心区域,搞坏了也影响不大嘛。
正因为上海是中共最重视的城市,当然也就是管制最紧的城市,尤其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管理方面,上海从来都是最中共特色的。说起来,控制最紧的城市,在大灾难面前,基层组织各行其是,各自谋算利益,不去为北京中央着想,不为中共体制长治久安着想,似乎非常矛盾。
但实际上,这个并不矛盾。中央集权管制越厉害的地方,腐败也就越厉害,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体制如此,外国的专制体制也是如此。
上海管治最严,因此腐败的情况也就最严重。
我们看到的是,上海最上层非常腐败,黄菊、陈良宇都被打下台了,江家一统天下的上海,江家闷声发了大财,这不用说,下层的区政府、街道甚至是居委会,也是一层一层拔毛剥皮。
比如香港商人任骏良,九十年代投资上海房地产,建了一栋万邦中心,当年作价7亿多人民币。然后在上海官场的一系列黑操作下,任骏良最后倒欠几千万,灰溜溜走人。他把这事告到中纪委,2006年最高检派人去查,结果几个关键证人,包括两个法官和一个警察都突然死于非命,案件到现在也破不了,中纪委和最高检当然也查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有这样的地方高层,当然就有现在的基层政府和官员。
所以我认为,上海爆发疫情以来的一系列骚操作,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中共专制体制的运作崩溃。
上海是个典型,也是中共的缩影,中共专制制度的崩溃,必然源于基层的崩溃,而基层的崩溃,却又源于最高掌权者,他需要下面官员不择手段摆平一切,因此豢养了大批借助权力肆意贪腐的官员,而这种贪腐最终断送掌权者本人。这是专制体制的无解困局,古今中外都摆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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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7-9 00:35:43 | 显示全部楼层
侵吞港商30亿财产,4名法官、企业主和警察死于连环命案,魔都政法老虎吃天
麦克花园。2006年12月,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鑫明夫妇在家中死于非命。

初冬的上海阴云密布,位于徐汇区上海南站附近的麦克花园别墅大门外行人寥寥。2006年12月,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鑫明和其妻子、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区分局警察张慧芝在该别墅家中被杀害。王鑫明亦曾是警察。

而在此之前的11月,虹口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范培俊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潘玉鸣都在被最高检反贪局约谈不久,接受神秘人员晚宴后,于次日凌晨双双暴毙家中。

两名法官和两名警察、前警察先后意外死亡,坊间虽有传闻,但知情者并不太多。直至2017年上海政法大佬陈旭案发,才有官方媒体简略披露,一时震惊了上海滩。如今,连环命案已过去整整15年,仍未看到有侦破的迹象。

这几条人命的共同点是:均与浦东一栋被“围猎”的港商大厦有关。


01
虹口法院拒移交案件给经侦总队,9层楼宇遭吞食

初冬时节,笔者在浦东新区浦东南路看到,这栋大厦现名为“中锦滨江大厦”。该大厦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业内人士称,目前市价超过30亿元。

位于陆家嘴浦东南路上的昔日“万邦中心大厦”。刘虎 摄

这栋大厦的建造者和曾经的拥有者叫任骏良,是一名港商,出生于1942年。年近八旬的他尽管身患糖尿病,眼睛也不好,但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权。“公司损失惨重,本人身心也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任骏良说。

2021年9月17日,任骏良在给中央第六督导组的陈情书中称,1992年,他通过招商引资来到上海,组建了上海裕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后文称“裕通公司”)。裕通公司在浦东新区批租了塘桥263-1地块,并在该地块上投资建造智能商业大厦“万邦中心”(地上29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46300平方米)。

“这栋大楼本来打算建在深圳,但朱镕基市长一声召唤,我就来了上海。”万邦中心大厦由任骏良亲自设计,设计理念在当时非常超前,是任骏良的得意之作,曾入选《东上海名楼谱》。

《东上海名楼谱》介绍称,万邦中心是国内第一幢采用红玫瑰红夹胶玻璃幕墙的大厦。大厦采用进口全彩色电视监控系统,通信配置AT&T光纤综合布线系统、智能化系统,并首创自动寻车位系统。大厦各办公室内电器均可由电话遥控,为上海首创。

港商任骏良。他已被困于上海滩20余载。刘虎 摄

万邦中心大厦结构封顶后,于1996年4月获得了预售许可证。“但自1997年10月起,虹口法院执行法官范培俊、上海一中院执行法官潘玉鸣等人勾结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鑫明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其关联公司,通过法律手段,披着‘合法’的外衣,陆续侵吞了我司的全部财产。”任骏良说。

任骏良的陈情书称,1997年1月,裕通公司外勤人员沈承勤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伪造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擅自盗用万邦中心大厦4层楼宇,为上海万翔实业公司向中信上海信托公司借款1000万元作抵押担保。

“当虹口法院来追债时,裕通公司才知晓,随即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同年9月24日,虹口法院在执行此案时,直接把担保人裕通公司作为第一被执行人来追债,反而将借款人万翔公司作为第二被执行人不去追讨,也从未对借款人履行过任何法律规定的还款程序。之后虹口法院借称贷款未还为由,未经开庭,强行用超低价拍卖了万邦中心大厦9个楼层的房产,其中包括裕通公司正常且早已还清贷款本息的5个楼层的房产。

“1998年9月,虹口法院委托华星拍卖行发布《拍卖公告》,企图拍卖裕通公司的9层楼宇。”任骏良说。

该《拍卖公告》用词含糊不清,甚至连拍卖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注明,也没有留下报名联系方式。任骏良直指:这“任何人一看就是不正常的拍卖,实际上就是有预谋的暗箱操作。”

1998年12月6日,虹口法院将总面积15141平方米的万邦中心大厦的9层楼宇以3150万元的超低价暗箱操作给了唯一的竞拍人“上海国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该售出价格每平米仅2080元,仅为市场价的七分之一。

更令任骏良感到震惊的是,该竞拍人公司是拍卖前一个月才通过虚假验资成立的新公司。且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居然就是私刻公章、诈保骗贷的沈承勤。

1999年8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致函虹口法院称:“沈承勤私刻公司公章,向中信信托投资公司贷款1500万元,为万翔房产公司在中信信托投资公司1000万元贷款做担保……沈承勤有重大诈骗嫌疑,请贵院中止执行(1997)虹执字第2084、2356号民事裁定书,将案卷材料移送我队。”同年9月22日,经上海市检察院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对沈承勤执行逮捕。

1999年,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曾发函给虹口区法院,请该院中止执行,将案卷材料移送该队。

但出乎意料的是,虹口法院却拒绝中止执行、将该案移交。同年10月13日,虹口法院复函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称已经对裕通公司的9层楼进行了拍卖,“且拍卖款已到帐,本院正在办理权属转移手续中。”1999年10月19日,虹口法院又强行扣押了裕通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目的是将9层楼宇先过户到虚假验资的国安公司名下,再帮助其向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元。

“虹口法院说拍卖款已到帐,是公然撒谎。”任骏良称,直到2000年1月4日,即拍卖后的1年零1个月后,虹口法院才收到这笔所谓拍卖款。


02
继续实施戕害,整栋大厦被通过定向低价拍卖侵吞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任骏良称,上海一中院以执行1300万元的电梯款为由,先后查封、扣押并用超低价定向拍卖了万邦中心大厦 19 个楼层的20394平方米房产,这导致裕通公司的巨额财产被蓄意暗箱操作后荡然无存。

1996年4月,裕通公司与某电梯公司签订了进口11台电梯的合同。任骏良称,电梯到货后,裕通公司发现其中两台的机头已经损坏,另有若干箱零件丢失,且没有“六证一单”(未经海关商检没有合格证),已经构成根本违约,遂拒绝收货,双方产生纠纷。该电梯公司绕过合同中约定的仲裁环节,到上海一中院起诉裕通公司,要求其承担付款义务。“一中院无视双方有效的仲裁事实,违法受理该案。虽然我司多次提出异议,但一中院仍置若罔闻。”

“由于投资环境如此恶化,我司计划离开上海另谋发展。”任骏良称。但随后发生的事实,却让他再也无法动弹。

1998年4月18日,裕通公司以9200万美元的价格(当时折合人民币7.6亿元)与南京某公司签订了整幢大楼的买卖合同。4月27日,上海一中院一名法官与裕通公司人员一起去到南京,在该公司总裁办拿到了1000万元购楼定金。然而丧心病狂的是,第二天即4月28日,上海一中院又毫无理由地查封了万邦中心大厦19个楼层 20374平方米的房产,并发文给相关部门,“查封期间不得办理销售、抵押、赠与等一切手续。”

任骏良称,之后,在上海一中院某些法官的操纵下,通过定向超低价拍卖,利用2002年7月24日成立的空壳公司“上海华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于2002年12月、2003年11月和2005年2月分三次获取了万邦中心大厦30742平方米的房产。“华屋公司随后又与虹口法院某些法官合谋,将原万邦中心大厦9层楼 15141平方米房产也转给了华屋公司。”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大楼。该院参与了港资企业裕通公司案的办理。刘虎

至此,华屋公司以合计24850万元的超低价取得了万邦中心大厦整栋大楼45883平方米的权益。而作为开发商的裕通公司则莫名其妙血本无归,损失惨重。

“1998年整幢楼出售时交易价就已经达到7.6亿元人民币,1998年后土地和楼价天天都在涨。而在上海一中院的谋划下,7年后将整幢楼最后仅以当年交易价三分之一还不到的价格拍卖成交。”任骏良称,拖延7年之久的主要原因是华屋公司根本没钱支付拍卖款,是两院的“不良法官”7年内在极力帮助该公司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他们与某证券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徐某联手,合谋盗用股民资金注入他们自已控制的华屋公司,用这笔钱来支付拍卖款。后东窗事发,徐某被判刑15年。

“不良法官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将我司整幢大厦强行查封后分批蚕食,通过暗箱操作以超低价定向拍卖,还指使工程单位强行逼债。到最后,我司投入的所有资产不但一分未剩,反被倒算去近4000万元。”任骏良称,整幢大楼被虹口法院和上海一中院强行查封拍卖后,两院代收的拍卖款和代为清偿的债务从未与裕通公司进行过结算。裕通公司每次要求对账,两院均采取回避的态度,搪塞说债务已经还清。

“十多年过去了,我司从未收到一张单据,现在连关门大吉都无法做到。工商局和税务局要求我司提交清单才可以关闭公司,但我们又去哪里找到这些司法拍卖的账单呢?”


03
最高检反贪局责成调查,四名当事人离奇死亡

2005年,万邦中心大厦被全部定向低价拍卖后,任骏良被逼走上了维权之路。他不断向各级信访、政法、纪检监察部门申诉,并通过香港特区驻北京、上海相关机构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等渠道反映。

香港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代表等给有关部门的函。受访者提供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责成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调查裕通公司司法拍卖舞弊案。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据《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3月22日报道,2006年秋天,虹口法院执行法官范培俊与上海一中院执行庭法官潘玉鸣(当时已调任刑事审判庭)都在被约谈不久,接受神秘人员晚宴后,次日凌晨双双暴毙家中。

“神秘请客人”身份至今未见官方披露,两法官遗体也很快被处理,但未因此消除上海政法圈内的种种质疑和猜测。一位上海市前法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两位法官应系非正常死亡,且基本确定为毒杀身亡。

两法官死亡后仅20多天,接受最高检反贪总局调查询问的上海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鑫明,与其妻张慧芝,在徐汇区麦克花园别墅家中双双被杀害。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鑫明夫妻原来曾经是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的警察。但另有知情者告诉笔者,张慧芝遇害时身份仍为警察。

资料显示,王鑫明经营的上海华星拍卖有限公司名列上海市拍卖公司五强,是获上海市政府、高级人民法院、海关公安局分别指定的罚没物资与查禁走私物品拍卖单位,具备文物拍卖资格。

任骏良称,公安部门相关负责人曾亲口对他说,王鑫明夫妇被害,家中巨额财物分毫不少,仅手机和通讯录不见,明显不是为劫财而杀人。另外,与他们同住的幼小的外孙女也安然无恙。另有消息源称,王鑫明夫妇遇害后,其家中壁橱里巨额存折和现金计7000余万元,加古董、字画等分文未动。王鑫明被杀之前,曾三次去过高院信访,说有人要杀他,但均不予理睬,结果还是被杀。

四人死亡后,调查裕通公司司法拍卖舞弊案的人员不得不中止了调查。


04
受连环命案牵连,“上海政法首虎”落马

2017年3月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一则消息在上海滩政法圈炸了锅:“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2018年10月25日,广西南宁中院公开宣判陈旭受贿案。陈旭因受贿7423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陈旭是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位被调查的省级检察长,是继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长艾宝俊之后上海落马的第二位省部级官员,也是上海政法系统“首虎”。因陈旭长期在上海政法系统担任要职,人脉广泛,能量巨大,所以当地有人称其为上海滩“头号法枭”。



陈旭受审时情形。中国法院网图片

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不少人举报陈旭,但这位上海政法界“不倒翁”却一路官至省部级。而导致陈旭落马的最大推力,就源于任骏良公开实名举报陈旭涉“四证人离奇死亡案件”。

2016年4月23日,任骏良举报陈旭的网帖开始流传。该帖指陈旭是一个“利用上海司法权力为恶势力巧取豪夺充当保护伞的政法界高官”,涉嫌四名法官、警察等离奇死亡案,这四人均为裕通公司拍卖舞弊案的证人。

“中纪委非常重视我的实名举报,有关人员两次专门向我了解了案件详情。”任骏良说。2017年3月1日,已经卸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时任上海市法学会会长的陈旭,上午还在参加上海市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成立大会,下午就被中纪委带走。

任骏良称,万邦中心大厦被强制进入拍卖程序时,陈旭时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不久转任上海一中院院长。2000年,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认定沈承勤犯有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情节特别严重,向一中院提起公诉。院长陈旭亲自任审判长,对检察建议判处无期徒刑的沈承勤,只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再次让任骏良震惊的是,华星拍卖公司原总经理王鑫明遇害后,作为刑满释放人员的沈承勤居然再次走上前台,接替王鑫明当上了华星拍卖公司总经理。有消息源告诉笔者,目前沈承勤已经不在中国大陆境内。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3月22日的报道称,“前述命案发生后,上海政法委一位领导曾欲力推此案,但遇到阻力,未能成功。随着陈旭的落马,四条命案背后的真相或将浮出水面。”

但在后来的判决中,陈旭仅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未涉及这四条命案,范培俊、潘玉鸣和王鑫明、张慧芝夫妇之死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知情人士表示,虽然陈旭已经倒台了,但该案仍然存在着一股神秘的阻力,讳莫如深。


05
纠错的死结

“你的案件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但相关办案人员大多已经死亡或离职,我们不了解情况。”任骏良说,办案机关屡屡以此理由推脱,使他本来就艰难的维权之路更加困难重重。

2009年12月2日,上海高院《关于上海裕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反映有关执行案件问题复函》中,虹口法院和上海一中院对裕通公司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说明。

这份复函承认,在核查过程中,上海高院发现虹口法院和一中院存在“执行不规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虹口法院未把握好相关费用的标准,评估费、拍卖佣金、公告费、尤其是撤拍补偿款金额偏高,对于拍卖得款也未及时加以控制,有损被执行人的利益。二是虹口法院第一次决定拍卖时没有对抵押房产作必要的分割,相关房产总价值明显超过执行标的,虽因停拍而未产生严重后果,但已产生不良影响。三是虹口法院对执行款总额的计算虽基本正确,但多头支付,渠道不顺,收付环节均有漏洞。此外,虹口法院替申请执行人中信公司转付所谓退款,不符合有关规定,极易产生问题。四是一中院以一个案号出裁定查封万邦中心大厦19个楼层的房产,不够严谨细致,容易引发争议。五是虹口法院和一中院都存在释明、告知工作不够积极主动的问题,没有做到执行信息的及时公开。

上海高院关于裕通公司反映执行问题的复函(局部)

这份复函还强调,“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事件至今已有十年之久,了解事件详情的人员如案件承办人、拍卖行负责人、债权人单位负责人中已有四人死亡,多人离职,对个别情况作深入调查有一定的困难。”

这份复函同时表示,“经二个法院陈述核查结果,本院认为裕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提出要执行回转,根据上述核查表明,不予支持。”

任骏良称,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坚持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部门申诉,但均石沉大海,“涉案单位也以相关人员已经死亡或离职为由相推脱。”

有上海法律界人士认为,任骏良数亿资产被席卷一空的悲惨遭遇,属于被司法官员“围猎”的典型事件。“那时候的上海滩司法很乱,现在好多了,希望能够得到纠正。”

“我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到上海投资。连那时塘桥街道的成立,都是我捐赠20万元买的办公用品。现在我只想要一个说法,好回到香港安度余生。”任骏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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