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的本质

　　回忆过去，共产党曾两次邀我个人北去，我都予以拒绝了。当1945年共产党在我的家乡东北立足不久，曾假借民选名义，选我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吉林省政府副主席。那时我正在重庆，我向共产党人提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以后于1948年我到香港又曾在报上发表谈话：谓我未允就吉林省副主席之职。我虽拒绝共产党这样作法，但是共产党在吉林省以我那个副主席的名义颁布公告和命令有五年之久，直到1949年北京政权成立后，地方政府改组，才行撤销。这可证明共产党处处利用人，甚至一个人的空名字也不放过利用的机会





　　我亲身经历：共产党一套“诺言”，什么“共商国事”、“联合政府”等等归到实际都是共产党欺骗人的谎话。民主党派成了它的欺骗的对象，和被利用以欺骗人民的工具。实际上民主党派成了它的俘虏。

　　我亲身体会：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利益”等等归根结底是为了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的专政，和它本身的利益；“社会主义”、“人民利益”、“民主自由”等等的名词都是骗人，都是为共产党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

　　我亲眼看到：共产党血腥的统治，人民流了大量的血；残酷的压榨剥削，人民过着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生活；恐怖的统治，蹂碎了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


政治问题就是思想和主义之争，国事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国事应有的责任感。

船（序幕）

　　在近代交通工具未被使用之前，当古老的中国还在王朝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所用的交通工具，在陆上是轿、车、和牲畜，在水上只有船和类似船的筏子。

　　这种交通工具本来是为人代步的，或是代人输运东西的，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如果你自己操纵这个交通工具，或是这个交通工具为你所有，除非遇到打家劫舍的强盗，你是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你能由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可把你想输运的东西由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这种交通工具若是属于别人，由别人操纵，这里就会发生种种问题。有的规规矩矩地按双方同意的约定行事，那就是你付了代价，对方把你和你的东西送到你所要到的地方。有的横生枝节，出了不小的岔子，你不但失去所有，而且常常丧失了生命。这种例子，在陆上，有组织的贼党，他们以轿、车、马为交通工具，有时把你送上盗贼的虎口，荒芜人烟的森林或是深山峡口就是这类强人聚集打劫的处所；有时他们把你送入贼店，你平安地住在这旅店，待夜半三更从地穴里钻出几个大汉，拿着明亮的刀杀了人，劫夺了财产。这类事在古代的写实小说里常常提到，而且描述得是惊心动魄的。

　　中国这个大国，幅员之大，在世界上是稀有的。这个大国有世界闻名的大山，也有世界闻名的大江大河。最著名的大江，谁都知道我们的扬子江，黑龙江、珠江、嘉陵江、鸭绿江；最著名的大河，谁都知道我们的淮河，黄河；此外，在内地还有大湖，如洞庭湖，鄱阳湖等等。在这些大江、大河、大湖之间出现过惊心动魄的故事，那就是贼船的故事。

　　贼船！这个名词和它所代表的意义，中国人是熟习的，因为生活的经验，传统的传说，小说的记载，已把这种故事深印在人们的心坎。贼船！在术语上来讲，也代表欺诈，毒狠，使被玩弄的人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在小说中描写贼船的故事是有声有色的，那不是小说家的幻想创造，而是千百个真实故事的写照。


　人类的历史如地球不断周转一样向前迈进，它走过了原始时代，封建时代，终至走进摩登的时代。人类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有了惊人的发明。人们所穿的，住的、用的、行的都有了大大的改善。这虽然因地区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文明对于各国人民和各族人民都或多或少起有感染作用。在落后的国度，住在原始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在夜中虽然仍旧点着油灯，但是他们到城市时总可以看到电灯；他们自己纵然以牲畜代步，到了城市，他们可以看到汽车、火车、汽船。就使有些人们未出过家乡一步，但奥妙的耳朵如听古代传奇故事一样听人讲过这些新奇的东西。这些东西已不是《封神演义》上所说的神怪东西，而是真实事物，它们是为改善人的生活而被发明和使用的。它们是为解放人，而不是束缚人的；它们是为人利用，而不是奴役人的。

　　尽管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的春风，吹遍五大洲，吹活了无数的春草万物，使它们有生气，有活力，使人类度过了黑暗的时代，生活点缀得更有彩色，更丰富，更美满。




中国一部历史，说明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另一个朝代的兴起，有两个基本条件，代表着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生气勃勃，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希望。总结来说，退下去的王朝，必是自身腐化，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上来的王朝，如果能立稳的话，必是具有朝气，有些改革，使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否则，它也将是被驱逐的对象。


共产党潜伏在人民群中，利用外在对它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而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它在骗取群众时有一套宣传技巧；它在发展组织与控制党员时有一套马列主义和党的纪律；它在与广大阶层接触时，有一套高级骗术——统一战线；它在搞军队时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时代的背景如何对它有利；它如何得到苏联的支持，如何利用抗日战争发展力量，它如何利用了当代人民的要求，作为它夺取政权的资本；同时，叙明与它斗争的对方如何的暴露弱点，给它造成有利的机会。至于它如何施展骗术，及其主观努力的方面以致有助于它的取得政权




中国古圣先贤从生活体验中得出一套哲理，不断提醒人们的注意 “骄者必败”！“满招损，谦受益”！

一.时代背景
（一）骄傲的王朝和列强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它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一部。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家庭中，它的版图之大，物产之富，又是可观的。中国人口众多，在世界各国人口的比例中，它的人口竟占第一位。这一个古老的大国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日子，昌盛的日子，它的文化在百年之前还是亚洲文化的正宗，许多亚洲国家民族都受它的文化的渲染。文化的昌明，一方面说明文物制度的优越，另方面说明人的创造和人的优秀。

　　百年前中国是“天朝大国”，是“华夏之邦”，住在它周围的小邦小国和它保持友好关系，每年或每几年向它入贡，表示钦敬。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和被统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一种高大自满的气氛，提起外国就称为“夷狄”，“番邦”；对外国人称为“老番”，“洋鬼子”。提到自己的国家，是“天朝”，自称是“华夏之民”。

　　一个古老的大国已经很骄傲，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民不用分说是有优越感，更不用说自尊心了！中国古圣先贤从生活体验中得出一套哲理，不断提醒人们的注意。那些名言说：“骄者必败”！“满招损，谦受益”！但是谁能经常听信这些话而又能身体力行呢？

　　闭关自守、自给自足、骄傲自大的天朝大国和它的人民，终竟招来骄者必败的证验。在中国统治者欣赏锦绣江山过着奢侈靡乱生活的时候；在其卫国的壮士还拿着大刀长矛和土炮用为作战武器的时候；在其生产保留在中古生产方式的时候；在其教育人民尊孔保王的时候；受了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武装起来的西方炮舰、洋枪、大炮逼到了闭关自守中国天朝的大门。

　　一方是空虚的，落后的骄傲；一方是处心积虑的，坚甲利兵的进侵；结果是会很显明的，那就是近百年中国丧权辱国的耻辱，也就是强国侵略中国的血腥史。这段历史酿育了中国今天的局面。

　　论来一国兴衰在历史上不是稀罕的事；论来，百年时光在人类长久的历史中不过是星光一闪。不过生活在一百年的人民，如遇升平之世，他们是快乐的、幸福的、骄傲而满足的；如遇动乱之世，他们是苦难的、辛酸的、抱怨而反抗的。中国人民在近百年中就是处于苦难辛酸抱怨而反抗的境地。统治者对内失去安定民生之道，对外步步屈辱，人民是受了这双重的苦难。在这期间爆发了无数次的人民起义、造反，革命，显著的如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共产党席卷大陆。我们若寻求根源，这都是一脉相传的。这里包含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不安于现状，有要求，故而起义、革命、反抗。至于乘机而起作为领导的人物和集团，其动机如何？是否能始终追随人民，满足人民的要求，或是窃取人民革命的果实而自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以百年史实为证，人民对于这些次的革命领导者是失望的，只有孙中山先生因未竟其功而逝，我们不能妄加评论。

　　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满清的王朝已经日过中天，走着下坡路，虽然王朝的统治者还以为自己的前程如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实际上也算不了是什么了不起的战争，清廷对英军未加什么有计划的抵抗，在昏愚帝王与朝臣畏事的情况下，于1842年竟与英国订立中英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商埠，割让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其后列强与中国订约者争先效尤。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之战，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些战争的后果都是中国吃亏，有的割地，如香港割与英国，台湾、澎湖割与日本；有的以租借形式让与外国，除了上海、天津、广州、汉口、汉阳等商埠有外国租借地外，还有以租让形式给与列强的，旅顺大连先租让给帝俄为期25年，日俄战争又归日本独占；胶州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威海卫、深州湾等租给英国；广州湾租给法国，为期99年；在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又经巴黎和会决定转让给日本。

　　这些列强百年来在中国进行的侵略，不但是透过战争形式，要中国割地赔款、租借、划分势力范围圈，而且列强还享有治外法权，有特殊利益，在其租借地和租借地外有开发矿产的特权，中国的主要税收都作为对外借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

　　此外，中国还为大国面子及被恐惧和敲诈之故，丢掉了大块的土地。这一点如不提及，就漠视了远东近代史的丑闻。在百年史中，中国人民最痛恨和与之斗争最强的，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英国。英国是鸦片战争后不断寻求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国家，开了列强欺压中国之先风。日本是甲午战争后每次有事都从中国方面得到权益，如甲午战割据台湾、澎湖等地，日俄战后据有“南满”势力范围，欧战后又继享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欧战中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件”，以及1931年九·一八后入侵东北，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入侵中国的血腥的事实。

　　不过，现代人是容易忘掉一件大事，那就是俄国侵略中国的痛史。

　　首先，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帝俄向中国进侵已不是近代的事，而在清朝强盛的时期已经开始，不过那时的中国兵力还足以抵阻住北方的鞑子。但是在康熙廿八年（1689年）清朝鼎盛的时候，中国以大国风度拱手让给帝俄大块土地，这是中俄划界《尼布楚条约》的杰作。该条约规定：“一、自黑龙江支流格林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领，北属俄国领。”这就是中国把尼布楚至贝加尔湖以东之地区拱手让给了俄国。

　　其次，在俄国的恐吓下，中国丢了大块国土。那是1858年的事，俄国派12000哥萨克兵进驻黑龙江口，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把原定的国界推翻，“将黑龙江北岸完全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东至东海之地为中俄两国共管。”纵然如此，俄国未为满足，于1860年乃以斡旋英法联军进侵北京之功，认为对俄国要表示感谢，要求将乌苏里江中俄共管的地区，让与俄国。清廷不敢抗拒，乃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与俄使增订北京续约十五条，割沿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兴凯湖、白琳河、瑚布图河、珲春河、图门江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

　　总上两款来看，中国先以大国之风，后以畏惧之心，丢失了广大的领土。《瑷珲条约》是俄国取了《尼布楚条约》所定的我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广阔富庶的地区；隔年之间，俄国又藉《北京续约》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90万3千方哩的国土，强行夺去。今日苏联的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广大地区和远东重要大港海参威，都曾是我们中国领土。

　　俄国在我国东北进一步侵略的野心，甲午战争又给它带来了机会，日本在这一战，占据了远东半岛，它想吞而不吐，这如何能使以朝鲜、“满洲”为其侵略对象的帝俄，熟视无睹。它乃联合德法出而千涉，硬要日本退出远东半岛。而它于此时诱惑新败于日本的清廷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为军事同盟而修的东方铁路公司（即由俄国边境到长春的铁路）的合同，就是脱胎于此。

　　签订这个密约的俄罗斯王国，于1898年德国因故借口侵占胶州湾时，它以保护中国同盟国派军舰占据了旅顺大连，并要求中国租给它旅顺大连“不冻港和续修铁路”，如不允许，它便以流氓的口气说：“另有办法”。中国政府于新败的余惊，哪敢不唯命是从。俄国于租得旅顺大连之后，于清朝同治八年，俄政府便以远东租界改建为关东省，设立总督管制；接着，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乱，中国人民因俄国军民在修路时对东北地方很多暴行、骚扰，自然是对他们感情很坏，乃乘义和团之变，地方军民向俄国驻军进攻。结果，俄国派来了大批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杀死不少中国人民，占据了整个东北。它本想长久驻兵，但因国际舆论的压力，和英日同盟新近成立，乃不得已与中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和交还《关外铁路条约》。条约虽成，而俄国拒不撤兵，并提出中国不能够接受的条款。正在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国战败之后，在朴茨茅斯日俄签订和约，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帝俄的“南满租界和俄国从中国所获得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及特许一切公共营造物和财产，概行让与日本。”更于1907年以后，三次日俄密约中，彼此划定势力范围，俄国除保留北满权益外，更随而侵入外蒙，日本除占有南满外，更深入内蒙。

　　俄国不仅垂涎中国的东北，夺取那样大的土地，在西北、蒙古，它的进侵也是不遗余力的。仅就新疆来讲，于1871年俄国乘新疆回民作乱，派兵占据了伊犁，不肯撤退，几经交涉，中国无故赔偿俄国占领伊犁的军费九百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一部土地，并允俄人在蒙古各盟，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东三省两国交界通商，均不纳税，其面积共有423万平方里。

　　关于俄国侵略蒙古，可谓导演者出自帝俄，而终究完成在斯大林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俄国向清廷提出各项要求，如允许俄国自库伦至俄边有建筑铁路权，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在外蒙殖民等等。根据这个蓝本，俄国怂恿外蒙独立，一切训练军队，财政，采矿及管理公用事业之权，悉数落于俄人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俄国派使密赴库伦与蒙古私自订立了《蒙俄协约》，《通商章程》，《开矿合同》，《筑路条约》等，蒙古成了俄国口中的肥肉。后来虽经北京政府交涉，在《中俄协约》中，中国所争得的只是“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在俄国革命初期，蒙古王公于1919年11月7日曾呈请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还政中央。未几，于1921年3月因俄国白党作乱进攻库伦，在日本指使下又宣布外蒙独立。待红军由恰克图攻入库伦，于1921年11月5日赤俄与蒙古签订《俄蒙修好条约》，彼此互相承认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从此，外蒙吞在俄国人的口里一去不复返了。

　　总结这些简略的叙述，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百年的屈辱痛史，写在纸上寥寥几行，活在这百年中的中国人民是痛心疾首的。这百年历史是由中国人血泪写成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堂堂大国竟至沦入这种境地：国，被人欺凌；家，破碎不堪；人，流离失所。屈辱打击了自尊，灾难破碎了幸福，压迫激起了反抗。百年历史不仅是辛酸，也有慷慨激昂轰轰烈烈的故事。

（二）民族的觉醒和个人的觉醒
　　历史上每有一个王朝或任何统治者，当其没落之时，外在强敌压迫它愈甚之时，它对内必是极尽剥削压迫能事；反之，新兴的朝代在外敌压迫之时，内部必与人民同力合作，共同奋斗。近百年来，中国的王朝和其统治者，对外步步屈辱，对内与极尽其剥削压迫的能事，满清政府的末年正好为这个事实说明。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人民是不甘于这样屈服的。当英兵进迫广州之时，人民的队伍，如三元里义民就和洋兵打了硬仗。而清朝政府是对外屈辱，对内压迫，自己已不成为一个健全的统治机构，毫无振作可能，这时人民纷纷起义，最显著者当推金田起义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抓到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对外求独立，民族自尊，对内求改善人民生活。一呼百应，他们以少数之众，转眼之间，风靡全国，占有半壁江山。如不因军事错误和内部倾轧，推翻风前残烛的满清政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同时他们以民族自尊心情过切，不肯灵活运用外交，使列强的力量转而帮助了清廷。但是太平天国虽然功败垂成，它总是表达当时人民的意志，为中国历史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至于洪秀全、杨秀清等的个人动机，以及其招致失败的原因，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是否为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真心的为民族和人民奋斗，或是只利用当时人民内抗朝廷和外抗强权的情绪，而想做成自己的王朝，只有无私的历史会给以公平判断。

　　太平天国自始至终搞了十四年，终因内在矛盾太多，在曾国藩和列强势力夹击之下垮台了。但是腐朽的王朝，并未取得这一教训，只看见了坚甲利兵不如列强，未看见自己的落后腐化；也未注视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民族自尊，生活的改善和人民的解放。于是忙着派员到外国视察，派留学生学洋事，不惜重资买外国洋枪、洋炮、洋舰。文化上来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务上办兵工厂，……这一切一切还是抗不住列强的欺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丢失国土，丧失权益，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不绝如缕地降到古老中国的头上，任便王朝昏迷腐朽，而中国人民是清醒并且有无比的力量的。

　　中国人民怀着满肚辛酸，反抗的情绪与日俱增，在太平天国死灰未熄之前，终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给腐朽的王朝敲了丧钟。

　　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并未能去掉压迫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帝王主义、封建主义。人民还是处于不满的境地。外国的侵略和剥削仍旧存在。皇帝倒了，民国以来，倒是产生不少土皇帝，大小不同的军阀。但是人民向前奋斗的努力并未曾中止。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就是顺应了人民的这一奋斗。接着九一·八日本进侵中国，七·七事变后，一场血的斗争，终于1945年使日本走上投降之路。中国人民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没了，治外法权取消了，失去的国土收复了。截止目前为止，尚待清算的就是俄国（包括帝俄赤俄）掠夺中国的领土。

　　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外所受的痛苦，已因第二次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大部分得到清算，而在我们胜利之时，加在我国头上的污辱，只有苏联。历史犹新，大家都是有目共见的。1945年根据雅尔达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的密约，而由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毛泽东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同样的因日本战败，我国应收回的东北领土权益，反被苏联夺去了。苏联在革命初期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所掠的权益，又自食其言地吞了回去。此外，并强夺了外蒙古，而且强迫中国用条约加以保证。

中共政权的本质

共产党终究以马列主义的招牌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如果我们单从“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字义里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或是从统治者御用的文人的笔下，去看历史和了解这个政权，我们便很容易被文章骗过。我参加红色政权有几年之久，我看见过现实，我参与通过文告、法典，我更看了不少风雨不透的应时文章。


拿人家骗人的谎言来欺骗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权者随时修改历史，修改文章，如《毛泽东选集》把过去说错的话改正过来适应今日的情况，来证明自己当日有高明远见；同时统治者又把现实按着自己的想法要求作勉强的解释。不了解这一点，就难看到事实的真面貌。

共产党自称代表人民，一切的头衔冠以“人民”两字，一切对他们有利的事，就说对人民有利，于他们不利的事，就扣以“反人民”的大帽子。实际上是盗用名义，人民成了他们的奴隶。


阶级在消灭中，特权阶级在生长中。

　　阶级的划分从来是基于物质基础，农民阶级之所以由来因为农民有土地，资产阶级因为他有工场，商店……工人阶级因为无产而有劳动。共产党执政几年，中共的统一战线内的四个阶级在消灭中，而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在生长中。一方面是权力、财势、荣誉集中一身的共产党。如果冠以阶级头衔，前身是平民阶级，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后者是特权阶级，统治而又剥削的阶级。

　共产党执政实际是共产党掌握一切，管制一切，握有一切，天下是党的天下。正是中国古书上称道王朝的情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我们说共产党是特权阶级，是统治剥削阶级，实在因为有现实情况的根据。首先，党有绝对的权力，是君临万民的，是主宰者，是万能的，凡是国家大小事物，以至个人的生活方式，统统由党来掌管。其次，党是国家一切财富的主人，由它随便支配，人民的生活劳动，和干部的生活劳动，统统由党来规定，供给。再次，党有特殊权力；一般平民不但被统治于党，也被统治于党员之手。而且就权力来讲，平民不能和党员享有同等的权力。因为一切事务都要通过党，党布置一切，党握有一切，党员自然有优先权、优越权。就单以党的首领和党员的享受待遇一项而言，与一般平民相较就有天上地下之别了。


共产党是统治阶级，其成员是统治者。其他空无所有的人们形成的平民阶级，不但是被统治而且是被奴役被剥削；


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权力操在党，一切社会财富，不管是土地森林、矿山、银行、企业和一切可以生产的工具，全归国家所有。谁是国家？工人阶级的代表共产党。共产党占有这天上地下人间的一切，历史上的王国还有比这个更富有更强大的吗？有了这样光明的前途，共产党为什么不实行共产主义？有了政权，一党天下可以统治万民；有了特权；可有凡人不能享受的快乐；有了全国财富，可以随便支配，无人管制；这一切正符合了共产党的最大利益。


为了了解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我们不要为它的“民主”两字愚弄了。共产党口里说民主，实际绝对无民主，不但对被统治者无民主，对党内也无民主。一切都是少数人统治，天王圣明的统治，对被统治者所采用的民主制度完全是假的，是操纵的，骗人的东西。民主选举由乡级人代会到全国人代会，以至一切其他方面有关选举事项，一切人选由党操纵、摆弄、指派、命令。对党内也是同样的手法。所以不同者前者是被统治的，后者于选举上虽听上级命令，而地位是统治人的而已。


共产党以这个方式实行独裁专政，绝对排斥一切可以和它争权的阶级，绝对排斥这些阶级代表的政党，绝对排斥非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样才能符合共产党人的最大利益，使这个新型阶级立于不败地位。如果在其统治范围之内，允许有真正的民主，允许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允许其他党派有独立自主的活动，那将使其绝对的统治发生问题，“共产党万岁”发生动摇。所以要彻底的专政，无情的斗争。


共产党它扩大并巩固自己的阶级。它的方法是不断地吸收党员，不断地联系围绕在它周围的群众；而又不断清洗党员，不断地打击周围群众。这是又吸收又清洗，既联系又打击。这也是斗争的形式。靠拢党的分子，盲目信任党的分子，给他们个积极分子的帽子戴上，拉进党来，或是把他们放在信任栏内从事于党外活动。那些在党内有正义感的，明辨是非的人很可能起作用，很可能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危险分子，于是扣以“反党”、“右派”等等罪名，清洗出去。那些在党外的这类人也扣以“落后”、“右派”……等等罪名予以打击。这样作法，就是分化。有的被拉进来或得信任；有的被打击，陷于孤立。这样就造成相当数量唯利是图的人进党，或是团结在党的周围。党什么时候发现他们中有不盲从党的领导，尚有良心正义，明辨是非者，就按上述方法清洗出去。如此川流不息的加强党的新血液，新力量；排出旧血液，旧力量。


　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中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想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但是党的大门不是普渡众生的佛门，而是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衙门，一道铁闸隔断了万万千千的群众。衙门内的是统治者，衙门外的是被统治者。也可以说衙门内的是特权阶级，专为统治和享受；衙门外的是平民阶级，专为共产党服务。


人间事都是充满矛盾，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的一面。共产党高视了自己，武装了自己，光荣了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的统治者，装饰自己的是各种特殊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它以六万万人为仆从，为群众，自己筑一座高墙把群众放在墙外，发号施令，予取予求，墙外的万民——平民阶级就只有劳动，听领导，向党贡献所有。于是摩擦就日益显明，阶级的矛盾就因之发生。我在北京八年，亲眼看到人民普遍的冷讥热诮的诅咒党。而党和党员呢？真是作威作福，官气十足，处处摆出统治者的架子。不但我看到了听到了这种情况，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之所以如此，是为提醒党员，如若如此下去，自己的阶级政权怕有江山不稳之虞；同时为了麻醉和缓党外的平民阶级，和供党驱使的尚未脱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民主党派的对党的不满。他在1957年2月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文章内，就是特别指出这个矛盾。他例举，党员与群众的矛盾，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一目了然，这些矛盾就是党和人民的矛盾。指出了党脱离人民的现象，官僚主义；指出了党员奢侈生活，人民的饥饿情况……，这些矛盾就是新阶段中的阶级斗争。


　假开明不只是假的，而是阴险的陷阱，等到找出谁在说话，谁在说人民的话，就扯下假面皮，一声令下，大加讨伐。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从此也就看出，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互相冲突，一小撮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而向广大人民进军。表演的形式，是打击说人民心中话的人们，数目之多约以万千计；是镇压群众中的勇敢分子，最后是以恐怖性的宣传大队向广大人民“说服教育”，“全民整风”。

　　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在起事之初是少数的知识分子想“打天下”，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式王朝；得了天下之后，自己的党便全盘特权化，想通过党的统治消灭其他阶级，走向共产主义。愈是走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愈显明党是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党外的广大的人民便形成空无所有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只有日渐加深而不会日趋和缓。所谓和缓只是镇压力大的代名词而已。


　　因之，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只会有两个阶级，即掌握一切的剥削成性的特权阶级的共产党，和被统治被剥削的一无所有的平民阶级。而且这种形式愈是走进共产主义社会，愈为明显。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有几个有物质基础的阶级同时并存。因为，这些个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已没有了物质基础。共产党所谓的“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便没有了阶级的存在”，证之以今日发展的实情和趋向，那只是欺人的谎言。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固在消灭之中，而新阶级的形成和划分是势所难免的。即一方为共产党统治剥削特权阶级之形成，另一方为被消灭的原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员，一律降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平民阶级。

　　以共产党所为所行发展的趋势来看，以我个人的体会和研究所得的结论来说，我敢断定，假如共产党的政权继续存在，阶级划分的前途，一定循着此种方向发展的。而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会愈趋尖锐。



三、镇压机器


　　共产党想一党统治，一个阶级统治，但是统治是要通过机构的。这个机构在现世来说，就是国家。据我们所了解的国家，不过是在某一定地区某一定人们组成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福利服务。不过，历史上有时这个机构为少数野心家利用，偏差的为达到其少数人的利益。我们可以喻国家为一公司，其股东是人民，人民推出董事会管理公司的事务；有时认为董事会不胜任和不称职时还可另选改组。但有时这个董事会为一些野心家把持，错误执行事务，而专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股东有时也对这样的强行霸占的董事会无法控制，这时董事会已不能按公司目的行事。但这只是一时的，经过相当时间不按公司目标行事的董事会还会倒台的，其方式有的经由革命，有的经由新人出来推倒这个坏董事会，而重新组织新董事会按公司的目标办事。


　　共产党一开始就看重了国家这个机构，想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对国家的解释是完全歪曲事实。他们说国家是阶级的独占物，国家为专政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的国家观，他把国家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一般的解释。共产党就想利用这个镇压的机器——国家，来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



共产主义也许有些大公无私成分。今日目睹现实，不但发现其学说邪恶，而事实表现更劣于学说百倍。从其欺骗、自私自利、伤天害理、毫无人性的表现中，以恶劣品质的共产党人而援引恶劣的国家学说，明目张胆地声明利用国家这个机器来镇压群众，其残酷情况是可以逆料的了。




　　共产党明言国家就是他们的，即所谓“无产阶级独占”而加以利用。当他们压迫人民时就利用它，不过添枝添叶地把被镇压的人民说成是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结论是应当镇压。但有时他们遇到困难时，又把国家形容成似乎是大家的，似乎不专属于这个无产阶级；如中共在韩战进行“抗美援朝”时，大题标明：“保家卫国”，唤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的爱国心。按他们的说法，国家本是阶级独占的，共产党统治就是占有这个国家。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的独占物。为什么当他们有困难时就请各阶层人民爱国，而且各阶层人民所爱的国，是共产党独占用以镇压人民的国。这真是一个讽刺！一般人民比共产党天真，一提到爱国就联想到他们传统思想上所深印的国家，而忘却了新近共产党所教给的学说：国家就是阶级的独占物。共产党当政时，国家就是共产党。如果人民有共产党那样聪明狡猾，而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保卫你这个阶级的国家！


　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谈共产党如何利用“阶级国家”这部机器来统治人民和镇压人民。它的政治机构，由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乡政府，一切由党包办；与政府级平行的有各级党委会，指导各级政府，如在省政府之外就是省党委会，指导省政府。虽然也有民选这一名词，但是无民选之实。这些政府都有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参与会议的人，名义为选出，事实是由候选人名单提出到选举完成、都由各级党部指导。被选出的人是先由党部指定的，其中虽也有党外人士被选，那是党为了起影响作用而虚设的牌位。如此各级政府的发号施令就是党的发号施令，而且党除了名义上允许各级政府执行业务，它自己本身又随时发出指示，领导政府。人民就在党领导之下，规规矩矩地工作，生活。

　　共产党透过政府发号施令之外，特别注重宣传教育工具。这套机器是学校按党的要求教育学生，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等都是这个阶级国家的宣传喉舌，透过它们改造人民的思想。思想的中心表面上是为社会主义奋斗，实际就是巩固这个阶级的政权，排斥打击非党的思想，这是想从内心里俘虏广大人民。这些工具日夜为党的统治服务。



有了发号施令机关，有了麻醉人民的宣传机器，这还是不够的。单是欺骗说理，共产党虽已得了大利，但还是放心不下的。于是共产党又求最有力的工具作为镇压工具的核心——那是专指军队、警察和法院。而与人民日日接触的，特别是警察。我们先简略地谈军队、法院，以后特别来讲警察。共产党的军队是这个阶级政权唯一的保障。毛泽东于开始活动时就宣明此义，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说：“有枪就可造党……造文化，延安的一切，皆枪杆子造出来的”。军队和党政的关系是如此重要，遇有大事就出动军队镇压，平时军队则是这个阶级的“万里长城”。

　　法院的任务本可以说是保卫国家法令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权益。共产党的国家则偏重于前者而疏忽于后者。因为共产党把法院（监狱）视为保障这个政权的镇压工具之一。


　共产党为保障它的阶级特权，是不惜人命和蹂躏个人权利的。对一个人有一点疑惑就囚禁起来，说话不谨慎也囚禁起来，有点历史关系交代不清也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居心打击天主教，1956年夏我在上海视察提篮桥监狱时，就看到囚禁七八个月之久尚未定刑的大批男女老少天主教徒。我在视察上海杭州监狱时，得进监房询问一些犯人，我分别问他们所犯何罪，几乎异口同声回答是“反革命”。我索取他们的判决书一看，一点小事，一点过去历史，或是信疑参半的案子，一判就是十年，十五年，少则五年。等我问监狱的主管人，为何这等一律？他说：“法院的审判员体会国家的政策，是宁重勿轻，宁冤屈百个好人，不能放纵一个坏人。同时，国家也没量刑标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审判员宁顾左倾，而免受右倾“对反革命分子宽大”的责难。

　　共产党就利用法院这个镇压机器把成千万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动以百万计的人丧了生命，大批的人住在监里，为共产党劳动生产。广大的人民在法院的法网笼罩之下，心中长留着阴影。今天是走动自由的平民，明天也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送监狱去尝铁窗风味，而在监里的所受折磨痛苦是超出人的忍耐力之上。共产党就以这样的残酷恫吓中国善良人民，不许乱说乱动。


　　共产党利用镇压机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又深入的为警察机关，毛泽东的打手——特务头子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这个系统的大批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市、各县、各区去领导镇压工作。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一般人民讨厌警察而不怕警察，称他们为“巡警狗”，不过是夹着尾巴求食物的可怜东西。那时的巡警，不过抓抓小偷，维持交通，劝解人民争吵，干一些不关重要的事，而且常常碰钉子招来污辱。警察在文明国家本是负有庄重的任务。这个不必去讲。到了共产党统治的时代，警察机关被视为最重要的镇压工具；警察是经过严格选择和训练的。警察是神气十足，有锐利的目光，锋快的爪和牙，不是夹尾巴的丧家之犬，而是肥壮的警犬，它的鼻子嗅觉力特别强，咬起人来入骨三分。共产党的警犬是具有高度能力的，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围绕着人民，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管制与监视之中。

　　共产党的警察制度，高级的是中央公安部，省的是公安厅，县市的是公安局，区的是公安分局，直到基层的公安派出所——这是一个直接管治百姓，监视人民的有效机构。公安派出所是分布在居民区，每一派出所管辖一定的户数，它管制人民的一切。


　警察工作虽是深入民间，但这还是表面的，警察的后面还有街道委员会，它接受派出所的指示，一切有关动员，捐献，推广运动，了解各家情况，统由街道委员会负责；或用开会的办法，或派代表分家访问；它的任务也是警察任务，它必须按时向派出所报告一切情况。防奸细，防特务……，为其重要的任务。在派出所，街道委员会之外，每个人，每一户都有一种特派的使命，尤其是派出所认为的积极分子更须担当这个特派任务，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监视其家中的其他的成员，每一户有责任监视邻居，凡是认为有可疑之处，随时报告派出所。每人每户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监视之下，都有被检举的可能。在共产党警察统治之下，一家人夫妻不能相信，父子不能相信，兄弟姊妹不能相信，亲友间不能相信，邻居不能相信，每个人每个户都是其他人或其他户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共产党制造了黑云弥天，每个人都疑惑其它人是自己的敌人，是派出所的密探。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作出最大的谨慎，同时又有些人为共产党指使陷害他可能陷害的人。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的政权是警察国家，这并不单指这个警察机关，是应把警察所布置这套警察网统统包括在内。在这个网里，谁人不恐怖，不惊心，不低头了？但于对付一般居民之外，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等范围内，又有一套办法。平时在机关工作的人，一言一行也都被人监视，一句不得体的话也会被人报告，或是在检讨会里被人提出批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许多若隐若现的阴影，每个人都是另外人的监视者。这样就搞得大家精神不安，守口如瓶，说起话来满口马列主义术语，行起事来小心翼翼。在机关里，每个人都是囚徒，机关也如同监狱一样。

　　在人民群中，正如在机关单位中一样，每个人都惊心怯胆，都不知何时何日大祸临身。只有党员、积极分子、警察……是自由自在，统治者的气味十足；因为他们是在自己所属的小天地中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在他们所管治的范围内的人都是他们的子民。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是心怀小鹿，不知上级何时怒气喷到自己的头上。内部宗派斗争不知谁胜谁败，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固然盛气依然，不幸被圈到败者的一方，就有了吃不尽的苦头。更何况，他们之中也是勾心斗角，说不定什么时候，上了别人的阴谋圈套，或是真的犯了错误，被人检举，于是落水狗一样被人喊打。总之，在红色政权之下，一般人民和干部都日夜惶惶，有今天没明天；不知什么时候被装入囚车。党员、积极分子、警察，在为统治者当打手的时候，吐气扬眉，不可一世；但因内部有摩擦和斗争，也是心神不定。这就是红色政权恐怖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一个特权阶级——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六万万人民，绝对地实行独裁专政。它利用国家这个机器透过军队、法院、警察阵雨人民，进行血腥的统治，恐怖的统治；而大书特书是为了人民幸福，自由，快乐，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先肥了的是共产党这个小阶级；先自由，快乐的是这个阶级；愈是实行共产，他们的权利愈大，特权愈高；而一般人则愈是走近奴隶制度的深渊，愈是梦想不到了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和享乐，只有一个阶级有份，这个阶级就是惯于骗人以图自肥自乐自在的至高无上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虽然被学者批评为病态哲学，但共产党所表现的事实又去马列主义十万八千里。他们充分表现自私自利，好大喜功，浪费资财，不惜民命，毫无人性的一个极端残暴野心家的集团。

四、党的领导和宗派斗争
　　共产党于长成之后，自然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所谓政府就是它统治人民的执行机关。但是这个特权阶级最高形式的党，如何实行领导呢？文件里他们也讲“民主制度”。在人民选举中，在党的组织中，也都是开口民主，闭口民主。而这个民主确不是通常一般人所了解的民主，它是共产党盗用了这个人民喜欢的名词。在人民选举中，由下级的乡人民大会，到中央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候补人名单到选出的代表，一概由党指示、指派、圈定。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因为党，据他们自称，是大公无私的，聪明睿智的，有这样的领导责任。他们称道这是“民主”。

　　共产党对这样的“民主”怎样来解释呢？它的掩身法是什么呢？请看他们所提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据我了解的真实情况，他们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允许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待代表们发言之后，党再按群众的要求，作出指导，实行集中。这在表演上似乎还可说得过去。实际上，代表们在发言时，已经受了经验的教训，以过去千千万万人因知无不言而吃的苦头后果，谁还敢知无不言。这就说明在会场中绝对不可能“发扬民主”，更何况被选的人全是由党指派圈定，哪里还有民主。事实上只有集中。



　　毛泽东掩护其“假民主制度”，曾不断地说：“我们的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意思是说，接受群众的广泛意见，“民主基础”；经过整理分析作出指导，再送到群众中去，“集中指导”。实际上，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已经是党指定的意见，而党最后指导的原则，早已在独裁者的办公室内作成了成案。揭穿来说，民主是假的，指导确是真的。这才完成了独裁专政的真正理论。“民主集中制”，就是独裁专政的别名。因为二十世纪是民主的时代，愚弄人民不能不盗用“民主”。

　　共产党对人民如此。党内如何呢？在党内也是讲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而共产党常向外界夸口的，就是党内民主。实际说来，这也是一派谎言。在党内各级组织常开会讨论，或是选举各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作法在党内也是对付人民一样，一切都是内定的，指派的。发言有范围，选举有腹案，哪里还称得起民主。而且在党内有铁的纪律，有领袖的意旨，谁敢碰这些东西。如果谁敢违反纪律，谁敢向领袖的意旨挑战，那就是准备被清洗出党。如果真有大胆民主的发言，而且人数不少，那就形成了党的领导权的争夺战。在苏联有过这种情况；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在会场上“发扬民主”，在会后动刀动枪，托洛茨基派走上走死逃亡的下场。在中国共产党未得政权之前，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都在“发扬民主”的斗争中被斗下台了，最后上来的是抓住时机予敌人以致命打击的胜利者毛泽东。发扬民主就是向领导者挑战，就是争夺领导权，一场嘶杀之后，胜者为王。这是现实的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




　　我在红色中国亲眼看的是这样情形：无论是在什么会上，大家讨论什么问题，绝对多数是按领导意图发言，遇有“落后分子”不明真相地很诚恳地说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于是先有“卫道”的积极分子予以批评打击，最后总是共产党领导人面色严肃，杀气腾腾地给你一个回驳，而作出他的结论。这结论就是党的指导。民主，民主，在红色的中国，真如古诗所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骗人的，绝没有民主味道，但是集中确是事实，因为集中指导才符合于独裁专政之道。可是集中之后，集到最高级，谁来作最后的指导者呢？列宁说过，这个集中指导要透过集体领导。在共产党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或它闭会期间的常委会或政治局来负这个责任。但我们翻开所谓工人祖国的苏联党史，和我们深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共党史，就根本没发现这回事。斯大林以党总书记的身份，在苏共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之后，把大会所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里的98人，即70%，逮捕及枪毙（大部分发生于1937—38年），政治局委员幸存者无几（注一）。中共虽没大杀领导人，但是采用了釜底抽薪办法，就是大杀反对派的党员群众。几次争夺领导权，如清除陈独秀，清算李立三、王明，大批共产党员都死于当权派的手里；反对派有的落荒逃走，如张国焘；有的认罪低头如李立三、王明；有的自杀，如高岗。

　集体领导，原则上是被承认，事实上是被否决。斯大林一手遮天否决这个集体领导于前，毛泽东否决这个于后。就是以清算斯大林成名的赫鲁晓夫，虽口口称誉集体领导，斥骂个人崇拜，到头来他也必定走上个人的独裁专政之途。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举一个他自己所说的例子就可说明。当他在莫斯科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指责斯大林的罪恶时，座中有人递上一个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说：“你是中央委员，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话纠正斯大林的过错？”赫鲁晓夫接到纸条之后，在台上即刻请送纸条的人站起来，如此三次催问，终看不见座中有人站起。赫鲁晓夫于是当场回答：“我当时不敢站起来，正如送纸条的这位同志”。这在赫鲁晓夫谈笑风声的当时，虽有一些幽默，但说明共产主义制度下一条真理：斯大林在台上时，台下的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不敢站起来质问其过失，如赫鲁晓夫其人；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以开明者自居清算斯大林的时候，在其高唱民主、集体领导的时候，他站在台上，台下送纸条的人不论其身份为中央委员或大会代表，有秘密送纸条的勇气，而无勇气站起来承认这纸条是他送的。这就是共产党民主的气氛，这就是所谓集体领导的写真。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骗人民和党员的，集体领导又是骗党员，尤其是骗高级人物。按之共产党的性质，集体领导没有不走上个人独裁者的道路，因为党内党外全没民主。民主的真意，不是单纯地举手和填写选票，共产党也有这套手续而不能称为民主者，因为举手或填写选票的背后有个力量，不让举手或填选票的人行使自由自主的意志，他的意志是从上面发下来的，他是机器照上级指示行事。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党内党外，谁不听从上级的领导，就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在高级的人物中，如中央委员，谁敢向真正领导者提出相反的意见？任便组织章则规定集体领导，他们有份领导，但是发表与真正领导者相反意见的人，迟早会被诬以反马列主义或反党的罪名，清洗出去。共产党的制度只能产生独裁。何以共产党制度必定产生独裁呢？因为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这就没有从容坐谈国家大事的缓冲机会。谁同意当权者的意见，或者说拥护他的意见，这人就是忠实同志，马列主义的真信徒；谁持与当权者相反的意见，这人就是野心分子，马列主义的叛徒。于是在领导层中所谓集体领导根本不可能，谁若在当权者外另有主张想集体领导，他就得准备掀起党内的斗争。成者为王，败者为囚。





　　中国共产党真正实行集体领导了吗？没有的事实，中国还是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大事的决定权握在他一人手里，他虽在集体领导的美名下，但他是高出于其他领导人之上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等等，都是拥护“主席”的忠实战友同志。

　　共产党以枪杆打天下，还是以枪杆治天下，共产党同样的可以枪杆治党。因为在没有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所用的或是所看见的，唯有力量。除了力量之外，则别无选择。斯大林的专政，毛泽东的专政，同是枪杆的产物。共产党内是充满了权力斗争的故事，所以有不断的清党。毛泽东不断叫党员洗脸，洗去尘垢，干干净净拥护他的领导；洗不干净的人——对他有三心二意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是右派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党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虽然有了马列主义旗帜，有了民主集中制，有了集体领导的诺言，有了沉重的镇压机器，但是党内宗派活动依然存在。所以中共每次党内整风运动，都标明以打倒宗派主义为主。宗派主义在无民主的共产党制度下，必然存在。不过，在党的清洗斗争时，不大敢露头，一露头就被打下去；　
　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充满了宗派，就是他们所说的山头主义，这是有些历史来源的。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是收集天下流亡分子，确是很复杂，在打游击的当时又不能集中训练，于是在陕北有高岗的山头，华东有陈毅的山头，在东北有林彪的山头，华中有刘伯承的山头，山西有彭真的山头，有太行山山头，有吕梁山山头……等等。这些山头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他们虽名义上是在马列主义的领导下，实际上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很少，大家忙着打仗，哪有工夫钻研主义。但这群分在各方的党员，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患难相共，思想意志很为接近，自然就产生一股粘力。在分散的当初，还不以为相亲相助的可贵，等到天下一统，他们就特别感觉到过去一起工作奋斗的人们的可亲可靠。这些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或是作权力斗争时，就容易守望相助。但是这是违反党统一领导的，违反个人独裁专政的，于是中央一整党，就提出消灭宗派主义，意思就是整山头。最近在反右派之外，在共产党党内又出现了“新修正派”。



　　共产党党内的宗派斗争由来已久，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关于过去争党的领导权所表现的宗派斗争，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的被整下台，这已是人所尽知的事，我们在这里不便多谈，而且是过去很久的事，谈来也只作史料而已。唯自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高岗——饶漱石联盟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林彪打入冷宫，也是一件公开的秘密。其他零零碎碎的派系斗争，不胜枚举，这都是共产党内宗派斗争的显著的表现。




　　高岗以当年在陕北根据地收容逃窜的毛泽东为自己莫大功勋，并且自己在党内在军方都有相当的势力。在党遇为难之时，他是功臣，在党成功之日，虽已封侯拜相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但他在党内，还是受刘少奇的钳制；行政上虽身为副主席，同时还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他又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钳制。他们总以为高岗为眼中刺，而高岗又以自己功高，不肯俯首，于是他就利用东北的“独立王国”和中央对抗。但是衡量起来自己的力量还是孤单，乃又联络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之助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争党的领导权，而斗争之时高唱要“清君侧”，简言之，不反对毛泽东领导，专反对毛之左右手，那就是刘少奇和周恩来。

　　高岗——饶漱石联盟是有一套做法，如果实现，党内可能有流血的斗争。不过谋事不秘，与谋之人当中有毛泽东的特务，未及事发，先被告密。于是于1954年初，中共中央以开会名义召高、饶入京，一入都门便是“牢门深似海”，永无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清洗高、饶是在1954年春天，毛泽东要了一套把戏，借口回湖南家乡过农历春节，闪在一旁看龙虎斗。党这时在北京开高级会，在刘少奇主持下斗争高、饶。在斗争时，刘及其党羽尽数高岗的罪恶，高则分辩颇不服气，然自知既被斗争绝难幸免，乃当场拔枪要行自杀，为卫士夺去，未如所愿。而毛泽东书就的高、饶罪状，由刘少奇在会上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高岗，华东政府主席饶漱石，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党私自囚禁起来。不久高岗还是实行了自杀，饶漱石终身囚禁，爱妻也在党的强迫下，另嫁其他同志。高岗事件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胜利中结束了。

　　林彪这个人对党功劳不可谓不大，他于1948年打下了东北，奠定了共产党胜利的基础，然后又率领百万东北健儿入关，占领华北、攻夺江南，他的势力真是“功高震主”。毛泽东心神不安了。虽对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不给他到任。让他以养病为名，实际等于让他退休。林彪虽不一定有病，但必须休养；于是住在北京，去俄京，都以养病为名。据他的一个部下和我一个朋友讲：“林老总和我们一行人在中南区没有事让我们作，简直没有让我们到机关办公。这回中南军政委员会结束，我们是狼狈不堪的。”

　　林彪是胜利的悲哀者，现在虽在名单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身为元帅，最近党八次代表大会二届会议又被选为副主席，这只是徒居其名，在国务院的会上从未有林彪的足迹。林彪的没落也是宗派斗争的下场。他之所以未如高岗名正典刑，实在他是居于可疑之位，尚无可资责难的活动。


　　共产党是不许党内有宗派的，但事实上宗派不能不存在。大的宗派就是党的正统，小的宗派只若露头就得打击。中国共产党明知党内的宗派不少，山头不少，故必须不断地整党，不断地斗争，不断地清洗。大宗派能镇压住小宗派，那就是党的太平日子；宗派斗争强烈化，那就是党的灾难。

　　共产党内的宗派问题是会与党共生死的，因为宗派问题就是权力争夺问题，是争领导权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什么都是空的，无保障的，只有权力在手，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党正统的内在敌人，就是宗派。至于谁是马列主义，谁是反马列主义，那本无一定标准，它的标准是谁当权，谁的话就是马列主义。而且我们看到共产党统治以来，今天这样作，说是合乎马列主义；明天那样作，也说是合乎马列主义；例子甚多，不胜枚举。举个显明的例子，就可以概括一切。在解放战后，骂国民党蒋介石是“卖国贼”，墙皮上标语是“彻底铲除卖国贼蒋介石”……1954年发表宣言，要武力解放台湾……这似乎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国策了。但到1955-57年，毛泽东一看形势不对，乃又改了腔调，主张和平解放台湾，高呼国共第三次合作，不呼“蒋贼”而呼“蒋先生”了，台湾的“领导人”了；……这又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这个例子是最显明的，其他诸如此类者亦甚多，可见他们是随便解释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是他们骗人的工具，也是在党内吓人的工具。但是党内人士都熟习这一套，马列主义限制不了野心的共产党员，他们眼睛看到的是权力——和权利。

　据我的了解和体会，在共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宗派主义也永不能消灭。这因为导源于权力和权利的斗争。我在红色中国参与这个政权几年之久，深深体会到讲争权夺利在任何制度下也没有比共产党制度下这样厉害。因为权力是一切权利的来源，故党人拼命争权力，有大批人因争权力，脑袋搬了家，最近的高岗就是很好的例子。有的人争不到权力转而争取权利。这虽是小事，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也来得分为显明。党员在这方面是分毫必争的。争官级是拼命的事，自然不必讲了。其他如争住所，争汽车、争待遇、争吃小灶、争戏票、争坐次、争……共产党人也是红着眼睛去争的。因为住房分大小好坏，汽车分新的旧的，待遇分高的低的，吃食分好的坏的，戏票分前排后排，坐次分高分低……这一切大小、好坏、高低、新旧都是分阶级的，都是地位重要与不重要的分界线，都是革命光荣等次的划分标记。所以党人拼命地争。在旧时代，我们认为这些争是可耻的，是自私自利的，但在共产党制度下，争这些东西是家常便饭的，是每个人应争的权利。从这里看出，共产党内的阶级性很强，从这里看出党内斗争的无时或止；从这里看出，共产党自私自利的相貌。共产党所高唱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那一套骗人的滥调，完全破产。共产党开始讲斗争、争夺，自己本身又是争夺最厉害的集团——而且是为争夺私利而恬不知耻的集团。


五、特权阶级的生活
　　共产党常自诩说：共产党员品质是高贵的。就我个人讲，在我未看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时，在我脑里，也曾有个时期，以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成员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对他们有几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与他们相处，得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这点敬重心也烟消云散了。

　　一般人都会想到，一个出自草泽民间的党，在未得势之前，过的是穷苦生活，尤其在中国这个落后社会的民间，生活都是很苦的，这个党的成员，一定已养成吃苦耐劳的俭朴作风。共产党曾咒骂当时的统治者，站在人民的痛苦上过着腐化奢侈荒淫无耻的生活。一般人以为共产党得势之后，一定一反前者，不会重陷覆辙。这个想法可算一般人对共产党的估计和期许。可惜这种想法都落了空。共产党人的享受、排场、奢侈、腐化，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


　　写共产党人的生活花絮，本可成书，但这里的篇幅是不允许这样作的。我只能根据实情，描画一个轮廓。同时，我还要请读者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是处在穷苦不堪的今日中国的社会，它不是物资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也不是号称革命三十年后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中国还是第二次大战和内战后疮痍满目的国家。人民住的是破房子，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平均每人占二公尺房间的地位；吃的是杂粮，在穷苦地区，吃的是糟糠、树叶、野菜；穿的是粗布，在穷苦地区的人民穿的褴褛不成样子，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张棉被，在贵州山区，在西北甘肃，甚至一家人只有两条裤，十七八岁的姑娘出街还裸着下体。中国的经济情况，平时是如此，若遇天灾：如水灾、旱灾、风灾、雹灾，该区人民的生活痛苦情况，更难以想象。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有了这个背景，在我们描述共产党人的生活——一个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号召的革命党人的生活，才能突出的惊人。

　　论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若说可以论断的话，那是以那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论断生活水平的高低，以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论断生活方式的正与不正。同时加上人们的理智，论断是否合理。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奢侈，纽约的百万富翁或以为不如他们的更奢侈；如果我们说共产党荒淫，色情狂分子或者摇头以为不如他的更荒淫；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不惜民命的浪费，罗马皇帝尼罗在坟墓里还会不服，说他的浪费有甚于毛泽东十倍……诸如此类，争辩下去就很难论断。

　　我们叙述共产党人的生活腐化是事实，我们之称其为腐化奢侈，是以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为标准。然后听者才能比于自身，如美国奢侈的百万富翁和千年前的尼罗皇帝；述者才不碍于口，以中国情况为背景，根据实情，作公正的述说。



　　人们生活的大轮廓，在物质方面是衣、食、住、行和声色。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介绍共产党人的生活。在住的方面，1948年前，党的首脑在延安还住窑洞，1949年后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大小干部进占了北京、天津、上海……最好的楼房，他们和资本家换了班。原有的陈设看来已经很好，他们还要修整一新，添设更多的更好的家具。地毯必求特制，沙发必求舒适，浴池面盆必要进口货，花园必求精美，仆役上下奔走如云。如果你访问这个住居，关上大门，放眼一看，这决不是穷苦不堪的中国，而是纽约富豪的别墅。

　　但是原有的楼房究竟有限，共产党人花费人民的血汗积蓄，倒是很有气魄，于是由北京作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大批修建要人的住宅，建筑要新式的，设备要摩登的，这样才合乎新贵族的口味。于是你每到了一个城市，不管城级是大是小，凡是一片新建筑的地方，就是新贵晏居之所。

　　此外，在大小城市，除了原有的一级的旅馆作为招待外宾和干部的招待所，还一律建筑一些新的大楼专为贵宾和要人的来往居住。据我所看到的，只有上海因为过去外国人遗留下的洋楼、旅馆甚多，故未见建造新的，其余地方都是场面一新。这些招待所，人民固不能住，就是摩登式的大旅馆，人民纵然有钱也不许进住，如北京的北京饭店、和平宾馆、六国饭店、前门饭店、西郊宾馆、新侨饭店……上海的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天津原有的利顺德饭店、泰来饭店……这些个新起的和旧有新修的大旅馆，除了被招待的外宾归侨和干部有资格进住外，所有中国人民是只有资格远远站在墙外企足仰望一下而已。

　　从前帝王一得天下，忙着修建宫殿、王府、宫邸、和衙门，今日共产党这群新贵也忙着作这等事。不管老百姓生活如何，任便万万千千的老百姓住草棚子，睡在土地上，新贵们必要住高楼大厦，睡在西梦思式软底床上。共产党动则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他们的高贵生活是建筑在人民的饥寒的痛苦之上。当寒冷的冬天，人民无钱无力买煤取暖冻得手裂足破的时候，北京的各新贵住宅的高大烟囱冒出如风柱的黑烟；里边是如八十度的夏天，穿着衬衫，汗津津下。这真是天堂地狱的分别。新贵“革命”有功，应上天堂；人民革命有罪，应长久蹲伏地狱。所谓改善人民生活，只为改善新贵的中上级干部，人民两字只是被有意错用的幌子。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次我坐三轮车和车夫闲聊，当我们路过新扩建的北京饭店时，我故意说了句：“这楼造的很漂亮。”他顺便回答我一句带有讽刺的话：“好啊！多盖一些大楼等到共产主义时，我们好去住！”这话表面看来是没毛病的，而内里的含义，却是意味深长的。又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看他们修理房顶，休息时间我和工人闲谈，问他们工作情况。一扯到他为某要人修筑楼房的情形，他形容那楼造得如何讲究，内里设备如何周到精致等等，于大夸工程之余，最后他叹一口气：“这得多少钱啊！”他拂拂自己身上的尘垢，有些失望之色。

　　其次，我们再谈谈新贵的“食”。本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吃食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过去在旧时代，只若是小康之家，你若肯出钱就可买到猪牛肉和鸡鱼之类。但在共产党来了之后，食物成了问题。米是在统购统销之下受了管制，农民只能有收获量中的一部，说来都是不够吃的，于是补充的是野菜，杂粮等等。城市的人是被规定数量，配给足者只能果腹，多数人是吃不饱的。食的油，在乡村每人每月配给二三两，在城市每人每月六两到八两不等。猪肉是经常买不到的，有的城市限制每人每次买两角钱的或五角钱的肉，多数人是买不到的。谈新贵食的问题，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外边人只知道中共的上中下三级干部是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列。小灶为高级首长专享，中灶为中级干部的伙食，大灶是为一般干部用的。这已粗略说出上中下的区别。但是等你进到幕后一看，上中级“首长”不但有富丽辉煌的“公馆”，还享受着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至少我看见过的部长级的人们，全系如此。每家都有很有名的厨师，过去侍候王公和军政大员的厨师都侍奉这个新主人。在要人公馆，我吃过溥仪“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此外，各大饭馆的名厨师，也都调来各“公馆”侍奉。我每在各“首长”家食饭，他们必津津地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哪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饭馆调来。从这大批厨师的征调到“公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吃的不是白米咸菜，而是鸡鸭鹅鱼，山珍海味了。那么在中国不是限制买肉和食油吗？这对权贵是例外，他们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券，市场开市，先有卡车或吉普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轮到人民头上的些残皮碎骨。“首长”们在家中吃喝还不算，最热闹的几乎成年大摆宴席，一摆就是百桌以上。北京饭店、和平宾馆、新侨饭店、怀仁堂……是这些宴会的中心点。你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晚饭的时候，北京饭店门前摆上六七百辆汽车。不到过北京的人难以想象，到过北京的人就司空见惯。原因是在北京会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每次千人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人数也在千人以上。各民主党派包括共产党每年开中央委员会一次或大会一次，人数皆在数百人到一千人。中央三十几个部每部每年至少有一次专业会议。此外就是大批招待各国的访问团、观光团、文艺工作团、贸易代表团等等。所以北京不只共党的首都，还是大吃大喝享乐的所在地。我们不少朋友——红色政权的新贵——为了吃宴席，闹了胃病。共产党在北京，天天大摆宴席，天天过年，在老百姓眼里，这就是“折福”，这就是以人民的财富铺张浪费，也就是人民无声的抗议。

　　其次，再说到“行”，这是交通工具问题。中国人民在乡间多是步行或骑驴马，乘自行车……，在城市乘三轮车，骑自行车，在大城市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新贵才许乘汽车，而且高级首长特乘专车。共产党在分配车辆时特别着眼阶级，官大的，地位重要的坐头等好车，次要者次之。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部长级的坐苏联的吉摩，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产品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旧车。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新贵们除了争夺好楼房外，就是争夺汽车，国民党时代留下的汽车都被分光了，但是新贵太多，汽车日感不足，于是从苏联、波兰、捷克，订购大批的新车，北京已成了汽车的都市。不过汽车聚集的地方是党的机关，要人公馆和招待所。人民是无份乘坐汽车的；纵然近二三年来北京有公营出租的旧破汽车，多是为了补救机关的车辆不足，人民是不易租到的；而且人民已成习惯，谁敢凭空乘坐汽车增加自己的困难和被监视。所以在各大城市有个显明标记，坐汽车的必是要人或中上级干部。你若想分别阶级，汽车是最好的标准。党政机关的门岗是很严的，假如你是平常人，甚至干部，如没坐汽车而到这机关办事，必致被盘问个底朝上，方才允你进去。假如你是坐汽车的，门岗不加盘问一挥手便放你进去。但这也有例外，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地方，府右街的国务院周恩来所住的地方，虽有汽车还要看入门证的。

　新贵们的汽车本来说是为“首长”代步办公而用，但是太太看戏坐汽车，少爷小姐上学坐汽车，每天晚上戏院影院门前是摆了汽车的长蛇阵。在炎热的夏天，人民在街道上步行，权贵的汽车飞过，尘土蔽天。在寒冷的冬天，汽车飞过，留给人民面上的，是冷风夹着灰尘。真是使人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生兄当为共产党”之感。

　　现在用几行字谈谈共产党的“衣”的问题。当共产党穿着褴褛的衣服进了城时，城市的人都钦佩说：“看人家共产党人多俭朴！”于是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学共产党的朴素。不到一年满街都制服化了，不问男女都穿着大同小异黑蓝色的制服。而且当党进占北京之初，积极分子在街上看见有个女人穿着毛想外的狐皮外套，他就向前干涉，故意污蔑说：“站住！真奇怪，狐狸才穿毛向外的皮袄；你是人，怎么变成狐狸？如果你是狐狸，就用四蹄走罢！”共产党人当时看到城市资产阶级这种打扮，真是有点生气。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由乡下来的仇恨资产阶级那种吃穿的共产党。

　　在全国人民热烈学共产党的朴素时，共产党首脑人物，一进城就换了新装，西洋毛料的制服，冬天是狐皮，貂皮外套，海龙皮领，水獭皮帽。于是共产党由上级到中级实行这样的打扮，如果你未到过北京，你总可在画报上看过这群相貌。（但狡猾的共产党人有时也扮俭朴相，登在报上，给人民看，表示自己俭朴，毛、刘、朱、周四人最近一张合像，穿着布制服，登在报上就是这个用意。）老爷如此打扮，太太也不能落后，于是也照样地穿呢料、穿皮袄，小姐、少爷也都摩登式地打扮起来。于是在旧货拍卖行里，左翻右看的主顾，多是共产党人；在百货公司买穿买戴的多是共产党首长，出入大饭馆衣帽整齐的多是共产党人。

　　在共产党人穿戴上中国最好的东西时，他们发出号召“要美化中国”，不反对人民穿好衣裳。尤其是在五一节，和十月一日国庆节大游行，事先动员人民，尤其是学生，要穿过新年的衣裳。中国人民在七八年的无情压榨下，已经是穷到入骨，谁还有钱制作新装，学生们回家向父亲索制装费，多数的父母是报之以泪眼。于是大家翻箱倒柜，把十年前的旧东西翻出一些，互相借用，扮演天安门前服装表演游行大会。在观礼台上一看，据我目光所及，五一节因天气已暖，女学生花洋布的服装较多，看来还好，市民的褴褛行列，就很难入眼。到十月一日游行，天气已凉，除了学生于过天安门十分钟时脱去披盖的东西，露出五一时的花色服装外，大队人海是一个蓝黑的队伍，类似向穷困进军。而在天安门上的首长，和在观礼台上的高级干部，和东西洋外宾，倒是衣香鬓影，有一种富贵气象。

　　最后，我们谈谈共产党人的“声色”。本来“食色性也”，娱乐是生活趣味的一种，绝不可少。不过这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过分就是为社会不许，召来物议。对于女色，共产党人在革命期中是很随便的，有一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搞了一气就算了，事之轻易有如喝一杯白开水。这也是难怪的事。但到共产党取得政权，表面上摆出严肃的面孔，大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空气，面骨子里花样翻新。
　共产党的中上级干部革命多年，从前是青年后生，“革命”成功时，多数已是年近半百，有的到了花甲之年，但是不论是独身汉或是有妇之夫，一朝有权有势富贵荣华，春心就动荡生波，想要饱尝春色，常住温柔乡里。古代王侯将相都是如此的，中国共产党以“打天下”为己任，打下天下不能不享这份艳福。

　　毛泽东作了四次新郎，最后的新娘蓝苹，在“革命”成功后已是徐娘半老，她常以憔悴的面貌出现于众人面前。最近三四年我们已经看不见她这副忧愁的面貌。据暗地传说这位在延安时期“主席”的爱宠已经放进冷宫以泪水洗面了。当她在延安被“主席”看上时，“主席”曾深夜提着灯笼遍访党内各要人说：“不娶蓝苹就不能革命。”而今也许不冷落蓝苹另求新欢，就不能实行专政了。二号头子进北京前，就看上一位助产学校的学生王光美，王光美作了刘少奇入幕之宾，刘少奇的前妻埋头于共产主义革命。朱德司令在军阀时代，本前后有七个姨太太，到了北京，普遍传说他娶了梅花大鼓名演员花筱宝。自从这个传说一出，在过去她献技的西单商场再也看不见她的芳踪。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恋上了电影明星张瑞芳，若不是他老婆张小梅有力量，以及三反运动的帮助，徐冰和这位电影明显一定是双飞双宿的鸳鸯了……

　　本来共产党作事什么都是秘密的，男女关系更是秘中之秘，但是高岗死后，党中央指责他，在东北一时期中，曾奸污过一百五十名以上的妇女，而且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王部长，是他这行把戏的引线人，为此王部长在高岗死后，还作了检讨。有这一个例子，使我们想到住温柔乡里的党政要人生活是够腐化的了。

　　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说说中下级情况。

　　北京有个文工团，党的领导人奸污了二十九个女演员。某地一个监狱长奸污了六十九个女犯。广西省一个高级首长雇佣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女秘书，硬要和她恋爱。她有次躲避回家，这位首长派遣警卫员拿着手枪逼着这位女秘书回机关同首长睡觉。乡下的领导干部专门玩弄霸占地主的妻子女儿。共产党在玩弄女人时，则不划分“敌我界线”了。

　在红色中国年青的女人进机关当干部，有一个严重的顾虑，尤其是大学校女学生，此种顾虑更多。那就是青年女人一进机关当干部，假如被机关首长看上了，如果你想爱他或嫁他，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不爱他或不想嫁他，那就发生不少的麻烦。结果是你必须满足首长的欲望，由他包占。如果你反抗不从，打击你的不必求法院，共产党的机关有很多于你不利的大帽子给你戴，直至你屈服。如果你想辞职或转机关工作，首长一批“不准”，你就插翅难飞。我听到过很多干部谈论这些事，我也听见过年青女人尤其是女学生谈论这种顾虑。所以在大学读书的女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找到对象，因为如没对象，毕业后一经分派工作，就会碰到这种困难。这样一种霸占的情况，大家一谈就有点变色的。就是女学生在校读书，共产党的色狼也常追到学校里。天津前任市长黄敬每到周末晚间派市长专车到津沽大学去接女学生，名义为伴舞。北京大学的女宿舍门前也常有首长的专车来接舞伴。而这些学生都是有点修养的资产阶级女儿。我在当时目睹这种情况，曾藉题吟歌古代，实际是讽刺今朝，写了一首四句诗：题目为《嘲王孙》；其词为：“龙子龙孙贵且尊，自诩高贵超凡群；为何欲饱色情狂，便向民间索钗裙。”


　　中国历代皇帝一登宝座，便要选天下美女充斥后宫，明朝还要豹房专为此事而设。皇帝都自谓为真龙天子，其子其孙就是龙子龙孙与凡人不同。共产党也常说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制造的高贵品质，有类于古时的龙子龙孙，与资产阶级不同，且与资产阶级为敌，势必划成界线。惟独在追求女人时，共产党人不分阶级了，而且愿意拥抱妩媚多娇的资产阶级的女儿。

　　共产党人选择女人的方法，不采取古帝王选美的彰明较著的办法，而是透过娱乐晚会、跳舞会，这是人才聚集之所，可以随便的挑，随便的选。这种跳舞会不似西洋作风，每一群人自己成一帮，一小群熟人在自己圈子内玩。共产党的跳舞会是群众大会，大家混在一起，不分帮，不分群，熟人伴舞，生人也伴舞，女人就是大家的舞伴。自然在这种场合，首长又占了光。有的女人以与首长跳舞为荣，首长接近女人的机会就多；有的女人稍有自尊，但首长移樽就教，也不能拒绝，这样首长又占了光。一切机会都留给首长。我亲眼看见高岗在每次舞会，都是最后走的人，他污辱了一百五十个女人不是无因的。
　　在红色的中国最近几年来，民间的娱乐只有看电影、听戏、听大鼓，没有了舞场，没有了跳舞之所。可是各机关无论大小，每星期六或节日都有晚会，有时是演剧，多数是跳舞。中南海的怀仁堂和赵登禹路的政协礼堂，除了白天开正式会，晚间似专为晚会而设的。一有晚会，要人的汽车如流水一般蜂拥而至，动以千辆计。而晚会节目是首长指点的。值得一提的，在1956年春政协开会期间，会后不知为什么毛泽东顺口提到了周信芳（麒麟童）的名字。陈毅副总理当时在场，他猜测一定是“主席”想看周信芳的戏，当时打电话到上海把周信芳的全班人马用专车急速送到北京。结果第三天我们在怀仁堂看到了不远千里而来的周信芳剧团的演出。

共产党机关活跃的是周末晚会，当人民无处寻求快乐的场所时，共产党各机关晚会却热火朝天。而各机关最精彩的晚会，不是一般的各机关，甚至不是北京饭店、政协礼堂、国际俱乐部等地的晚会，而是中央党首长要人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晚会。这里的音乐是一级的，设备是华丽的，服侍是周到的，女人是特邀漂亮的，饮食是丰富的，气氛是温柔醉人的，参与的人是中央高级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各高级党政军首长，这一群统治中国的人物。

政治人物用忍是为掩护自己的弱点，待机会到了，实行反攻，这忍包含有报复的意思。而报复时就是用狠，忍的偿还要高出忍的付出。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的战术就是这个用意。中国古语“大丈夫能屈能伸”也是这个意思.　忍在政治人物身上就是包藏杀机，因为他时有“有朝一日得势”便要实行报仇雪恨。


当忍不忍，当狠不狠；或是当忍时用了狠，当狠时误用了忍，一大批共产党首领纷纷滚下台去，就是这个原因。同样的，与共产党斗争的政治人物，也常失败于忍狠搞得不当不灵；当忍不忍，当狠不狠，以致走上没落的途径。
毛泽东这个人的性格是慢吞吞的，稳健的，他于处置那些斗争大事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他必先试探一下，酝酿一个时间，然后才作最后决定。二十年的国共斗争可以提供这个材料，就是在他执政的八年中，如各种运动，他先放火让它烧一气，他在旁边观望一个时期，然后他才作结论或放大或缩小。对抗美援朝，他先把解放军派往朝鲜打仗试一下，然后方决定发言志愿军出国作战。这些事都可看出，在他运用忍与狠的分寸上，他都掌握一定的试探时间；如看情势对己不利，则用忍，如看情势对敌方不利，则用狠。他决不肯感情用事，陷自己于被动的地位。就是毛泽东的有名战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少我打，敌多我跑等等，也是运用同一的道理。






　能忍的政治人物，其性格里必有阴柔的成分，这样在表面才不易为人发现，尤其不容对手方发现。因为性格外露的人，或是有急燥性的人，遇有屈辱的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不耐，既便想忍耐一下，也不易掩藏得住，常常因一言一行愤事而误了前程。



他的话虽有点趣味，但是笑里藏刀。迷于利禄，
我当时说：至少看个一两年才能看出毛的意图是否真实，不要一下子再上圈套。你们要说也要有些分寸，别留给人家整你们的机会。我是一言不发的。
给你一个假笑脸，接着就是追击嘶杀。不过这都是具有时间性的，日久人们都会被教训明白的。


我曾说过共产党人，尤其是首领人物，常以自己的意识解释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今日他说黑的合乎唯物辩证法，明天他说白的也合乎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就是为他骗人而有的学问。他们说合乎革命的利益就是合乎唯物辩证法，怎样做或说都可以，只若是合乎革命的利益。他们口中的革命利益，就是他们心中的自己的利益；他们口中的保障人民利益，就是保障他们心中的自己统治的政权。所以按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话永久是对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以马列主义来注释自己的言行。他可以不守诺言，因为诺言就是为骗人的。列宁不是说过：“国际间签订的协定是为了撕毁的”吗？所以在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撒谎两字，因为撒谎能符合革命的利益，那就是最高的艺术。毛泽东懂得这套艺术，毛泽东阴柔的性格，面孔，谈吐，正合乎马列主义最高的骗人标准。阴险多诈，外示温和。


　　阴柔虽是毛泽东的性格，但有时他外示刚强，这就是在某些场合需要吹牛的时候。

　　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经济平等，是人人能过温饱的生活，取消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冲突等等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一个理想，所以有许多聪明正义人士为它奋斗。但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在方法手段方面就有种种不同。我坚信一个原则：真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合理的、和平的、有限制的方法。这就是说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暴力；是诉诸理性而不是武断；是民主的控制而不是独裁专政。我之如此主张已经有二十多年之久。



　　我参与过红色政权，但我是抱此愿望而往的。我目睹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共产党的方法作为，不但在政治上是无民主自由，在经济制度上是最大的浪费，而在人民生活方面是造成难于忍受的痛苦。我住在北京八年之久，经过各种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


　　共产党最热心的是掌握政权，名之曰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实际上是共产党少数上层首领的专政独裁。共产党懂得政权的最可靠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独占，变一切私人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把一切经济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故可称为共产党所有制。


　　政治制度而言，党是独裁专政；经济制度而言，党是垄断独占；社会制度而言，党是特权阶级。这个三位一体，都是至高无上。共产党虽盗用“民主、自由”这名词，但所作所为绝无“民主”、“自由”所包含的内容和意味。它的制度就根绝了民主和自由。政治上没民主，领导者就独断独行，没有人民的意见，没有人民的声音，故一切决定只有领导者的意志在执行。经济上没民主，领导者就闭门造车，不许人民有合理建议，不许人民有合理生活，而只有党和首领指导经济活动，任便它错误百出。社会上没民主，只有特权阶级共产党是高高在上，人民都是奴工，都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螺丝钉；而特权阶级榨取人民的财富，过其骄奢淫逸铺张浪费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制度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最后到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的一元，经济一元和文化一元，是共产党的三元。这就是政治一党专政，经济一党独占，文化思想一党包办。这三者对共产党来说是缺一不可，现在我们单讲经济方面的一元化。

　　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初，还讲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分个人手工业和商业，私人资本的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公司和国营企业五个部分。这种经济制度为混合体，是共产党骗取人民拥护的一种技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发表之后，一般中国人除了在政治上反对国民政府腐化无能外，对新民主主义号召下的政治有些兴趣。在经济方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使不引人入胜，至少也未认为灾患。因为那样的混合体经济是适合一般中国人要求的。同时共产党说新民主阶段虽为共产党的低级纲领，但为期可能相当长。这就使一般人既反对国民政府的剥削贪污，又很短视地被共产党所吸引和欺骗，至少没有引起人民对共产党积极的反抗。

　　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一般人的心里认为是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共产党这时所忙的是接收，学习管理技术，恢复生产。这时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为恢复生产。共产党之如此作为，也为一般人所默许，因为这是抗日和内战后必要的工作。虽然一般人民惧怕共产党，除了农村土地改革的恐怖行为使人胆寒之外，当时他们以为在城市的经济政策尚属合理，甚至有的工商界人士想在此制度下发财致富。这个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时期，到了1952年的五反运动告一段落。接着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就是说红色政权的头三年，是稳定人心，恢复经济，为经济国家化铺好道路。五反运动的一次横征豪夺，又取到大批的财富，奠定经济国家化的基础，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码资本。

　　工商界的人士自从受到五反运动的残酷教训，已经认识了共产党真面目和居心，，恍然大悟二三年前对共产党所存的幻想是错误的，认识到私人资本已无前途。但是共产党还不让你立刻结束，还得榨取你最后的一滴血，一点力量。这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过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白指出的，对工商界的私人资本企业要“利用、限制、和改造”的三个步骤。何谓利用？就是对共产党经济有帮助的，共产党自己在这方面不行的，对这种企业要充分利用。何谓限制？就是共产党不能允许你再发展，必须跟共产党的经济路线走，这就是无形地取消了私人资本的活动。何谓改造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透过公私合营或公营两个方式把私人企业变为国有，美丽的名词是“社会主义改造”。
共产党在这三年内利用这种方式，又骗了三年，骗了资本、骗了管理技术、骗了工商界破碎的心。到了1955年底，56年初，北京高呼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这就是全国工商业、手工业，甚至小摊小贩的公私合营，变私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了。同年，农村有合作化的高潮，农业也由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了。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七年之内，全国经济一元化了，全国人民的财产变为共产党的财产了。这在共产党自己夸耀说：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完成了历史上的大事。在人民来说，初则受骗，继则被控制，无可奈何地把全部财产被共产党夺取去了。在学究论事来说，死板板无灵魂地只书一笔：经济制度的变革。我这里所要叙述和评论的都不是这类问题，而是说明共产党独占经济的铺张浪费和人民的灾难生活。

　　在我论断共产党的独占经济制度时，容我先把结论放在前边，然后用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我的结论正如本节题目所标示的一样：共产党的独占经济制度是最大的铺张浪费，满足了少数统治者的欲望，危害了全体人民的生活。这个论断是贯穿于过渡时期直到最后社会主义阶段。

　　我的叙述方法是由小到大，由活生生的现实到死板的计划和理论。我把它归类为四点。
一、独占经济制度为特权阶级奢侈腐化生活服务
　　任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有些理想部分，而实际上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经济大权之后，它的经济任务首先是满足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这种奢侈腐化生活先由党最高级首长作起，渐次风靡到中级，就是党的下级干部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一方面的满足。

　　我在第三章内已谈到他们的生活，提到了衣、食、住、行这几方面的情况，现在既论到经济制度，还须在这方面费些笔墨。因为，现实的享受是共产党首先追求而乐于达到的目标。

　　共产党人打游击时是个“土包子”谈不到物质享受。那时他们能力所及的是打土豪，打罢土豪就是“首长”住土豪的房子，穿土豪的皮袄；吃土豪的鸡、猪、牛、羊。但是“土包子”一进城，物质享受的欲望增高了。因为从前在乡下一切好的东西，归他们所有和享受；今天在都市一切也归他们所有和享受。他们是就着当地当时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过着高度的生活享受。

　　共产党在打游击时，对一切首长和干部的享用是采用供给制，高级的享受和下级的享受所不同者为供给的程度，如高级首长吃小灶、中级吃中灶、下级吃大灶；其他一切物质分配和享受也都是按此原则办事。他们取得政权之后，除了新参加的人员给予薪金外，首长和老干部还是一律采用供给制，那就是高级方面要什么有什么，在低级方面有些限制，但是也就其范围所及，用什么有什么。这真是共产党主义，共了人民产业而供特权阶级享受。虽然近几年来，一概改为薪金制，但是薪金之外，在公费下并不妨碍共产党人的予取予求。

　　共产党虽为一整个特权阶级，但党员身份有大小的不同，有高低程度的不同，纵然如此，他们各有其超越的物质享受。同时共产党却有一套为特权阶级享受的护符，即是反对平均主义。这不但保证了“革命同志”的特等享受，而在“革命同志”之间又不能不分高低大小，与物质享受的多寡不同。它之所以反对平均主义，不但使特权阶级有超越平民的享受，同时又使高级首长有超越下级的享受。这当然是受物质条件约束的，因为一个国家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既不能使人人同样享受，也不能使高级首长和低级干部同样的享受。并且对共产党来说，享受若没有差别，还有什么光荣，还谈什么革命！


　　这个界线一划清，革命有功者受上赏，这就是说共产党高级的一群有权享受人所不能享受的物质优遇。对革命稍有功者受中赏，这是共产党中级干部所受超越一般干部的待遇。对革命无功无过者，就享受普通的生活。而广大人民就是这群特权阶级和帮凶者剥削的对象。



　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它的限制是看物质能力如何而定。共产党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也是无止境的，它也受中国物质条件的约束。但是所谓约束是就这个国家当时的物质能力和文化所约束，并且所谓约束是指一定的范围，超此范围便无能为力。明言之，共产党人在中国的享受是尽中国物质条件之所有，和共产党人奢侈知识之所能及。就以实际生活为例，一群乡下人，进了城，立刻改变了生活方式，而且把全国最好的生活条件专为自己享用。他们学习了过去资产阶级生活的一套和苏联首长先进生活经验；对他们来说，在享受知识方面已经是造了极端。简言之，共产党人在贫穷的中国，他们的享受是尽中国之所有，和中国外汇所能买来的东西；他们已尽其可能想到的奢侈知识，过着奢侈生活。

　　一年前还住土窑、吃粗粮、赤脚跑路的人，一进城便住了深宅大院，高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至少是鸡鸭鹅鱼；乘的是美式汽车。过了两年，这还不足，开始要讲究。原有的旧楼旧厦不满足，还要建造新式的，合用的；布置亦要富丽辉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西郊建造“王府”，今日称之为别墅。等而下之的首长以及省市一级的首长都群起效尤。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共产党首长的美仑美奂的住所。继之，是建筑干部宿舍大楼、礼堂、跳舞厅之类的独占享受推行到了全中国。全中国从前所有好的房子楼房都供共产党人享用，原有的物主逐渐变为实际的无产阶级，而以无产阶级自豪的共产党变成了唯一的有产阶级。

　　吃的怎样？共产党人吃的山珍海味，鸡鸭鹅鱼，自不必说。这里所要说的是把最好吃的东西霸占收藏起来。几年来，以农业物资丰富自豪的中国，已变成穷像百出不堪想象的中国。人民固然因为贫穷过着不能忍受的生活，即使某些人尚有余钱足可供给他们自己享受，但是有钱，除了捐献买公债之外，是无处去使用。米、面、油、布、煤等生活基本物资，一般是受分配限制，多数人所分配的是不够用，有的地方还分配不着。无钱的人自不必说，有钱的人也没处去使用。

　　那么以农产品自豪的中国，这些最好的产品，甚至包括大米猪肉在内，哪里去了？一部分是运往海外，换取外汇；一部分是运往苏联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作物资交换或支援；另外一部分收藏起来为特权阶级享受。去了这三部产品外，中国市场上已看不见过去充溢市场的这类东西。

　　市场上没有了肥猪肉、肥鸡肥鸭；没有了好苹果、柑子；没有了白麦粉、花生等等。但是特权阶级还享受这所有的一切。现以北京为例作一说明。统治阶级享受特殊权益。肥鸡肥鸭由农场不经过市场先送到党政首长的家里，有专供给党政要人的农场菜园。一般人在市场上买不到的，或是买到也是劣等物，而特权阶级则是享用一等东西，而且享用不尽。四川湖南的好柑子在市场不许卖，在要人们的公馆里大量地吃，市上卖的都是选剩的三四等烂柑子。以东北的苹果说，上等苹果是供给要人，剩下的次等货上市场。北京的水蜜桃以东北义园的产品最佳，收获季节一到，政府把一等货全都包下留为政要及贵宾之用，次等货则允许上门市。新疆的哈密瓜一下来，政府就用飞机运来一批到北京，为毛主席和政要们尝鲜。广东的上等荔枝一下来，先送到北京，而运输工具是火车或飞机，不是杨贵妃时代所用的驿马。其它全国所有的上等货，人民看不见，尝不到的，北京的首长们先尝第一口。

　　在中国这些食品享受方面，毛泽东这一群人是与苏联政要们相等，而且有80%的成分是与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享受相等。但在中国大陆，毛泽东等人就不和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相等。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中国食品中的上等货，一部是奉献与苏联，一部是换取外汇，一部留为要人自用。所以讲平等是毛泽东等人与苏联人和“帝国主义者”或海外资本家讲平等，而不与他们统治下的人民讲平等。自己吃得胖胖的，脑满肠肥，而叫人民少吃些，吃得坏些，要“勤俭建国”。人民果然听话了，每个人都面有菜色，至于饿死的人更不用提了。但是中国人民都亲眼看到，外国人也可从电影新闻中看到，红色政权的要人们，经过七八年来养尊处优，因吸取了人民的膏血，都成为大胖子了。

　　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但是美国制的或苏联制的汽车里不能不配上娇娃。这种“娇娃”当然不是老革命女同志，而是年青貌美的女人。她们如够上了这个条件，不论她们是资产阶级或地主的女儿，就由首长给她们披上件“马列主义的外衣”，穿得花枝招展坐在胖子们的身旁。有的是“新夫人”，有的是“女同志”，但是都是革命干部了。她们的“政治任务”为服侍“革命功臣”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据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在当年的窑洞里遇到蓝苹时就神魂颠倒，他向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们说：“不和蓝苹同居，我就不能革命了。”

　　这种为首长服务的“革命女干部”，自然享受与首长相等，这里不讲反平均主义了。如果她名为“新夫人”，那么由国库里还有她的服装津贴，据说是每人四百元，实际他们所享用的数字绝不止此。

　　享乐是多种多样的。要看戏，毛泽东曾把全国各地最好的戏班子叫到北京来为他演出，他于欣快之余还奉送了戏班子四个大字“百花齐放”。而对民众说这是戏剧比赛，观摩。要晚会，随时可有，至少一星期有一次；大规模宴会是如不散的宴席终年在举行。到了这种会的时候，“车如流水马如龙”，近千辆汽车摆在会场门口了。晚会有的是戏剧，有的是跳舞。宴会大吃大喝之后，在跳舞场上，年青貌美的“女同志”包围了首长，就如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跳舞，每次都得有上百的女人包围他，按着次序陪他跳舞。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首长们拥着娇娃如入迷魂阵一样，飘飘欲仙。待午夜一时他们离开会场时，桌上的酒杯、果盘、香烟头已是横七竖八，这是狂欢后的沉寂。每有这样的一场首长娱乐，就是万千农民血汗的代价，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榨取来的。而穷苦的人民在会散之后，大批聚集在垃圾桶前拾取残剩的肉皮鸡骨，以维持生活度日。

　　既称为要人“日理万机”，就不能不休养。艾森豪威尔不是于工作之暇打高尔夫球吗？中共要人也不落后。不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讲求剥削的，而且明言“利润”多少，不假托美名。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它说：“一切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利润”。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名下进行剥削。共产党要人的休养消遣地点在北方是避暑山庄北戴河，海滨是青岛和大连星个浦。在南方是庐山、黄山。这些地方过去就是避暑休养胜地，从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资本家出入之地，他们有别墅洋楼，间而有些文化人云游其间。现在这些楼房别墅的主人是共产党，共产党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老板自居，论气魄要比过去资本家、政要、洋人还大，它又建筑不少新楼房，布置了新场面，出入其间的是毛泽东以下的一批大官。不过为了点缀工人阶级领导的门面，在北戴河和大连，选一二所破楼，或建筑一所货仓式的砖楼，挂上“工人休养所”的招牌。于是在报上宣传的不是官员的高楼大厦的休养所，而是工人的休养所的照片。

　　这些要人一到休养之期，（多是暑天）就纷纷去休养了，他们坐着专备的火车、带着厨子、看护、医生、大批随从，全家老老小小休养去了。于是北戴河、青岛、大连、庐山等地，青山绿水之间，谈谈笑笑的只有党政要人。生活是舒适的，举止是豪华的。这个新贵族独占一切，而供奉这个新贵族的普通人民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以一副哭丧的眼光注视着新贵族的享乐。
　　新贵族的享受是很分阶级的。这是说享受多寡程度的不同，但像他们这样的高等享受，人民是一概无份的。高高在上要人的享受是无所不有，只若他们想出名堂，而且中国能有，或是从外国能买来的。其他次要的人物有次要的享受，那只是比高级稍逊一筹。就是到县级或是到乡村，这个新贵族的基层，也是各在其所的地方，享受那个地方最好的东西。有的是名正言顺地由国库开支，有的是就其权势所及予取予求。只要是领导人，不管在全国范围内他的份量如何，但在一定的地方他是大权在握者，他的物资享受就超越过当地的任何人。这是特权阶级独特的现象。过去的时代，县长是本地官，豪绅的享受也许比县长强上多少倍。现在的情况则与过去大大不同，我曾有一首诗讽刺这种情况，其中一句为：“享乐人儿只一家”。这一家是共产党。

　　就“名正言顺”从国库开支的项下来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人物的生活享受是用什么有什么，不必来讲。其他受有一定限制的特权阶级分子，他们是党员当然又是官员，党费公费同是由国库开支，所以提到他们的开支不必分什么公私。中上级的官员有官房、专车、仆役；出门，不论为公为私都是公费开支，到什么地方，车船居住都是一等的。中下级待遇的程度就差些，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一切开销都是公费。就以一个解放军的团长来说罢；他有足够的薪金，有官房、有无线电收音机，有汽车可用。出门，旅费实报实销，车船旅馆都是一等的。有病住国家医院也是在二等病房以上。

　　共产党这个政权，是历史上空前的庞大机构，有一千多万党员，三五百万军队，二千多万机关人员。企业生产单位以其自食其力者还不必计算在内。这一个寄生阶级由顶上层的穷极奢侈，到下层的吸精髓喝血，这种超生活必需的物资浪费，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经济制度使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生有钱佬的奢侈生活，共产主义制度下产生新贵族的奢侈，两者同时是病态，而前者还有限制，范围较小，而后者是漫无限制，范围极宽。而且前者是个人私事，受个人财力的限制，且可公开地说：有权如此。后者是假公济私，不受个人财力限制，在为人民服务的美名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好的号召下，是无权如此胡为的。事实是如此，我们就揭穿共产党的一个丑恶的真面目：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是为共产党人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而服务。


二、独占经济制度的铺张浪费现象
　　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在它的经济制度下，要人的奢侈生活供应是有意的。出现这种现象，他们是愉快的。“革命功臣应有这等享受”。“政权已换了班，从前享受的是资产阶级，今天应该轮到我们身上”。这是共产党人话里话外的说明。但是党在控制了全国经济之后，遂出现了极大的铺张浪费现象。公道的论断，有些铺张浪费他们是有意的、情愿的；有些他们是无意的、不愿的，而且是不断在纠正的；至少是放纵上级而纠正下级。但是这种铺张浪费与他们的享受生活理论分不开，有了奢侈的生活理论，自然随之而来的铺张浪费，而不是勤俭节约。同时，这个铺张浪费现象又与它的经济制度分不开；一个不受民主监督的经济制度，钱和物资是从人民身上取来的，而出钱的人没有管制花钱人的权力。花钱的人是不知钱的来源的艰苦，想花就有，丝毫没有心痛的感觉，也受不到什么限制监督，自然是顺手花去，想什么就买什么，这就产生铺张。钱和物资随便糟蹋，也不感觉爱惜，反正不是自己身上割下的肉，这又造成浪费。这两种现象，共产党人未必都心愿，但是通常是漠不关心的。纵然上级看到下级有这种现象想予以纠正，但是自己就根本种了这个病根，自己都不易纠正这个病态心理，想纠正下级也是心劳日拙。最后，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也还有管理制度上所犯的毛病，与共产党人不爱公共财产，而重个人私利这个唯物论功利主义的病根。

　　上述几点是铺张浪费的基本根源，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由上级到下级，由毛泽东到低级干部，都产生一种特殊心理，这种心理最好以一个穷人乍富为比喻。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突然意外地发了财，他必是想大花钱、大享受、大铺张、大浪费。他已把穷困的日子忘在脑后了，他绝不会勤勤俭俭，把钱好好地正当使用。这个例子又适用于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情况。一般贫农分得了地主的财物，所谓胜利果实，他们就大吃大喝。一二年之后，有的人于几个月后，就把这个胜利果实吃光，然后还是过穷日子。当他们初次分得财富之后，绝没有想到日后的困苦。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说什么作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全国的财富都是他们的掌中物。这时他们自然有一种放任一下，舒服一下的心理，于是大吃大喝；拿人民的财富不当什么可贵的东西，于是铺张浪费。何况以一群乡下人忽然接收了全国人民的财产，真是满目五光十色，黄金满地，大有花不光，吃不尽，用不完的心理。我常听到共产党人有这样的口气：“干这件事只花这点钱！”“这点钱”当时是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我听到之后很感觉这个无产阶级分子气魄真不小。我日后一想他们的心理是：钱不是自己赚来的，花不了心疼，而且他们也不知估量一下所干的那件事是否值得，他们只看到目前是“黄金满地”，全国的物资归他们随便使用，自己就冲昏了头脑，目光如豆的眼睛也为胜利果实弄花了。昏脑花眼的人忘却了人民的灾难穷苦，自己一坐上统治阶级的宝座，眼前的人民，也就是他们争取支持这个政权的人民，成了他们的累赘，多余的人了。人民的目光在享受的共产党人看来是阴险的、敌意的。

　　我们在这段所谈的铺张浪费，并不是谈生产上的铺张浪费；也不是谈个人的奢侈而是谈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铺张浪费。主持这个机关和企业的人自然是共产党员。

　　我这里先书一笔，毛泽东每隔三五个月就来一次节约号召，号召节约就是反对铺张浪费。但是事实上毛泽东就是铺张浪费的首恶分子。所以节约之说根本是骗人民。为了蒙蔽人民的眼目，或者是上级放纵，要下级约束。结果，每次节约号召都失败，那是因为上级先不节约，尽量铺张浪费，而要下级节约是搞不通的。我为何说以毛泽东为首恶分子。试举一例：在1955年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开会之际，正在节约声中，不许大吃大喝，甚至来客都不招待吃茶。政协开会如按节约办法来作，根据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参加会议的人，我想会有不少人是宁愿节约的。但是毛泽东一声令下，每日伙食不必按节约办法限制，务求丰富，会场休息时加添点心水果。娱乐会不断举行。最后，毛泽东大摆宴席，分五天工夫分批招待全体代表委员。本来是政治会议，这样作法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这一来，立刻就掀起了想要压下去的铺张浪费现象。接着各民主党派开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都是大摆宴席，学毛主席的气魄。原来批准的会议预算都不算数了，变成了实报实销。代表中不少是地方负责人都要“学毛主席作风”。在民盟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是大会的副秘书长兼管总务组，我是尽量节约，而主席副主席天天宴客，大宴完了来小宴，代表们也是惟恐生活不舒服。最后，还有人提醒我要学毛主席的气魄作风，不要缩手缩脚。各民主党派这次会议都突破了节约的预算，而完成了铺张浪费的实报实销。以后中央政府各机关，以至到省市政府，在学习毛主席有气魄的作风下，大家在节约中学会铺张浪费了，故我说毛泽东是铺张浪费的首恶分子。

　　我在北京看不惯这些要人的奢侈生活和铺张浪费，我特别注视毛泽东和其政府隔几个月来一次节约号召。在号召一开始，各机关如骗人一样把铺张现象冷静一下。就以使用汽车为例罢，电影院前减少了一些汽车。但过几天多至半月，铺张现象如雨后春笋一样又更生猛地长起来，而敢于开始者是中央各机关，毛泽东眼下的中央机关。

　　铺张浪费的对面是节约。节约的意思是该用的就用，该花的钱就花；不该用的不用，不该花的钱不花；铺张浪费的意思是不该用的用了，不该花的钱花了；而且是无意义的，超额地浪费财物。这种现象不仅是经济的损失，而且是道义上，政治上的罪恶。中国古语，所谓：“暴殄天物，罪莫大焉”！

　　共产党的机关报纸杂志常登载这种铺张浪费现象，看来都是骇人听闻的。就我记忆所及，先举几个报上刊登的材料为例子，然后再就我所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报上刊载的铺张浪费例子：

　　北京某工程地，为了办公，买了不必要用的28条地毯，二十几套沙发。

　　河南郑州人民银行分行为了招待中央几个视察员，买了一百多斤橘子，一百多罐香烟。

　　粮食公司由东北向关内运粮食，包装不留意，火车沿线撒了一路粮食。

　　某机器厂把可用的器材丢在废铁堆里，任雨雪淋蚀，成了废物。

　　东北人民政府在三反前，买了一大批美国的汽车和苏联吉摩汽车，预备为首长们每人换一辆新车。

　　铁路局把货车、客车，甚至火车头丢置在沿途各站，废而不用。

　　国营公司买了几万头猪运到上海市，因设备不周到，大批猪死了，埋葬都来不及；臭气熏天，弄得虹口区人民路过的都须掩着鼻子。

　　天津猪鬃公司，管大门的人每天在门口附近拾些撒在地上的零星猪鬃，便放在门后，一个月的功夫就积了几百斤，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

　　这类例子多得很，这里可以看出我在上文所说的，无限制地开支，可以随便地糟蹋，造成了浪费。这就是共产党所宣称的他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再举我个人所看到的例子，报上未曾刊登，因为这是领导上同意的铺张浪费。

　　（一）大批文工团每年出国，每批至少有几十人。文工团出国是件好事。但是问题是在“大批”，够水准和不够水准的同要出国。他们要大批旅费、服装费、零用费，每个出国的人等于中了马票发一次小财；至少有两套新西服，两双皮鞋，衬衣外套之类，同时还发给零用钱。这个“大批”文工团，多数是到兄弟国家表演。中国是个“大国”，又不能揩兄弟国家的油，开支是可观的。这批以文化交流敦睦友谊为名的文工团，花去了千千万万人民血汗得来的财富。这里面有极大的铺张浪费。

　　（二）招待外宾。本来招待外宾是没有什么新奇的；但在红色中国成了时髦的风尚，而所招待的真是凡是外宾都在招待之例；这个人数每年总有几万人，什么访问团几乎是每月都有，尤其是“五一”和“十一”两个节日，每次都有几千人参加观礼。共产党以“好客”为明，以富强大国自居，对于这些来宾几乎都以国宾之礼相待；一切吃的、住的、行的，都是上等，而且有大批人员服侍。即使一个外国不闻名的人到了北京，只若能允许进来，就是上等招待。所以这些外宾多数是被优遇得一生没有过的舒适。他回去之后，纵然在政治上不同情共产党，而在舒适的招待下也是感激共产党。所以北京的大宴不断地举行是为了招待外宾。各地方至少如上海、天津、武汉、沈阳、长春、大连、广州各大都市也不断地举行大宴会，也是为了招待外宾。这种铺张浪费是可观的，而且是无法估计的。外宾们受了这种招待，他们感激共产党，而忘却了这些耗费是中国人民的血汗。

　　（三）五一节和国庆节大规模地铺张浪费。本来庆祝的日子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庆祝会和民众的狂欢，一定也有些花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中国，这种庆祝狂欢，就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道理。它在这方面的铺张浪费，可以说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我看过富有的国家，如美国的国庆日，官方的庆祝只是小规模的，民间的狂欢，就以国都华盛顿来说，也不过在晚上举行半小时的烟火；民众在广场上街道上看一看就算了事。其他如英国，我在那里住过，也从未看过如北京的盛况。法国国庆在电影新闻上看到过群众自发的狂欢，也没有中国官办的这样热闹和浪费。

　　共产党对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认为是自己的节日，极尽了铺张浪费的能事。到了庆祝的节日，全国大小机关都张灯结彩，搭牌楼、悬红旗、挂标语，这种花费每个机关都要花二三百元到三四千元不等。以全国各机关计算每个节日要花去一万万元以上。例如在北京，每个大中学校要制游行花车、纸花、绢花、各色旗帜，有的如民族学院还得给学生制各个民族的服装，体育大队也制一律的表演服装；所以每个大中学校至少则花三四千元，多至一两万元。其他单位如工厂都要特制大模型，如飞机、炼钢炉、纺织机等等参加游行；这类所耗去的数目还是无法估计。参加的单位是争奇斗艳，不计成本，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所有的开支都是取之国库，人民的财产。

　　此外，官办的游行庆祝，还要强迫大多数居民参加；由派出所警察率领，街道积极分子分组监视。还要所有的学校学生参加，各行各界人士参加。他们也是被动员穿好的；新的衣裳鞋帽，而且最好手内挢小旗、举纸花。以全国大中小一百多个市，二千多个县，如此强迫动员，在都市的人每家至少花上一元至十数元不等；这个数目又是一两万万元以上。这是出之于人民自己的荷包。

　　五一节，国庆节之外，还有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有共产党建党节，有元旦……遇有这类节，也要庆祝一下；有不同程度的张灯结彩，有的有小规模的游行，机关是一定有大吃大喝的宴会和狂欢的晚会。这又是一个可观数目的开销。报销的帐目又写在人民头上。

　　（四）建造不必需的楼房，礼堂和机关娱乐场所。这种浪费也是可观的。共产党的机关多是本位主义，每个机关都想自成一个独立王国，他们想把这个王国点缀得超过另一个王国，于是争奇斗阔。一般的办公楼房和宿舍暂且不提；这里也包含着铺张浪费，但是还可借公为名，说得过去。惟独是各机关争造礼堂，娱乐场所为北京政权一时的风尚。报上也曾披露过：各机关在这方面的铺张浪费有点过分了。我是偶尔参与讨论机关预算，如各民主党派和内务部的。从这里我知道每个机关，本可以节省这笔开支；但是造预算时必列入一笔为数颇大的建筑费，而且各机关自知不怎么需要，可是只若预算被财政部通过，就在本年底前必要把这笔钱花去，好似不花这笔钱于心有憾的情况。

　　再有，各机关是争着把不需修理的房屋和装饰，几乎年年改修。就以怀仁堂为例，几年内就大事修改三次，每次几乎是搬倒扶起。其他机关和要人公馆（公产）也是修来修去，改来改去，这种修改所费不啻于起建新的。

　　此外，还有把很好建筑物拆毁，另行建筑新的。这在今天的中国从财力和需要上讲，是不允许这样浪费物资的；但是共产党不爱惜人民的财产都常常这样办了。我举个显明的例子。

　　李济深先生，沈钧儒先生都住在北京东城；前者在西总布胡同，所住的房子是国民党某军长的产业；房子是画栋雕梁，而且内部是现代的设备。沈先生住在东总布胡同，一所楼房，很舒适宽大，也很结实。李先生住的中国式的房子，沈先生住的西式楼房，至少还都可有三四十年的寿命；但共产党为照顾这两位高级民主人士，在1955年把这很好的房子和楼房全行拆毁，另在原址上建筑两所新楼。实际上两所新楼也不怎样好，可是每所楼房都花费二十几万元。听说为照顾陈叔通先生和其他高级民主人士，有几处都是如此作的。

　　这里所发生的问题，不是说共产党为了政治关系不该照顾李、沈、陈等这样的人物，不是说不应该给他们建造新公馆；而问题是不应该把很好可住的楼、房、一下子拉倒，另在原址上建筑新的。这就是暴殄天物，不惜民命。如果共产党稍有人心，他们是应该如此做的：在北京选择破落地区，把这些破漏房子拆毁；如系民产给与公正的费用收买，然后建造楼房优遇这几位民主人士。这样既可保存原有的好建筑，又以相当代价建筑了新的，而且为左近地区带来了新气象，如有必须还可修建马路。这才是建设，这样动用了民财还有几分借口。但共产党把人民的财产如流水一样地抛去，毫不珍惜，任意妄为，还要在人民面前摆大方，阔绰。这真是窃贼以偷盗来的钱，买了一件绸缎马褂穿上，还要在人前摆阔。

　　关于独占经济制度下的铺张浪费现象，例子很多，我只举几个例子略资说明。这种例子已足使我们了解，共产党是拿人民的财产，毫无限制地挥霍，有意地或无意地铺张浪费，毫不体会人民的财产来处不易。共产党真有花钱解恨的心情。独占的经济而无民主的监督管理，真如一群狂人在人民的肚皮上跳舞。这就是共产党经济制度所反映的一部分现象。


三、独占经济制度在生产方面的浪费
　　独占经济加上知识，可能产生相当好的效果；独占经济加上无知，一定产生坏的效果；独占经济加上无知，再加上独裁，一定产生经济上的浪费。共产党经济是属于最后的一种。

　　独裁下的经济制度，首要是政治领导，这不只是指北京党中央的领导，还指各地党的领导和各企业机构里党组的领导。在这方面是政治领导经济的。党的负责人由中央到地方和企业单位是经济活动的领导者。在中央是党政要人稍有经济常识者或毫无经济知识者指导全国经济活动；在地方是党委书记，可能是毫无经济知识，只根据中央政策指导地方经济；在企业单位是党组负责人指导技师专家。于是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不是技师专家的话算数，而是“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党老爷说话算数。这就完成了经济上的三段论法：独占经济加上无知和独裁；这样就造成极端的经济损失和浪费。

　　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摸清中国经济状况之前，先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了先进经验；即所谓的计划经济。这个名词听来还不讨厌，但一看到计划经济的成果，就有点令人掩鼻而过之感。

　　中共讲计划经济；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7年底李富春在北京宣布已经超额完成。几年来，共产党在大陆上的每一经济活动都是超额完成，正如它所发动的各种运动都胜利地结束一样。关于计划经济，一动则说超额完成；这里就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不是计划不科学，必是过分挖掘了人力；实际这两者都是计划经济所不允许的。

　　计划经济必须根据科学的统计，作精密的计算，然后设计。若说它超额完成；如不是说明，自己的计划是草草估计，毫无科学计算，并把应计算在内的经济力量未估计在内，以致超额；必是说明过分挖掘人民的力量，工人的过分劳力支出，以致超额。在计划经济下这都是极大的危险。如属于前者，那就是非科学的，无计划的乱搞，计划经济只居其名。如属后者，人民的经济力量和劳动力量有限，过分支出就有不能为继的危险，结果也是杀鹅取蛋的政策。共产党一开首就是超额完成，我想这两个危险它都占全了。以我参与它的政权八年的经验，它是处处撒谎，我能信任它的数目字吗？以它的干部知识水准之低，我能信任它的统计吗？以其残酷毫无人性的压迫，我能不为中国人民叫苦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一群凶恶残暴的人居于政治领导，这群人方从山沟里爬出，毫无现代知识，尤其在管理和技术上是门外汉；而这群残暴无知的人一手掌握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它如不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笑话百出，那才是千古怪事呢！说者或谓共产党不是利用旧知识分子吗？周恩来不也喊出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吗？是的，旧知识分子帮了它很大的忙，若没有这大批知识分子，共产党的工厂早就停工了。如无知识分子为它教育大批学生，共产党的干部早就盲人骑瞎马了。但是，共产党是不信任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献计是不被接纳的。共产党是利用知识分子而不礼遇他们的。知识分子几年为共产党出了力，这次整风运动却把知识分子打得鼻青脸肿。共产党声明要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培养高级技术人员和专家是要长久岁月的。

　　现在让我举出一些事实，说明共产党独占经济下的经济浪费；在这里我们也就了解共产党的残暴和无知，任意妄为，不惜民财；同时也说明它对知识分子信任不专，凡事都是共产党自作主张，以致有这样的后果。我下边所举的例子，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般的。

　　第一类：建设工厂，错误百出，不能应用。有的厂房设计不周，建到半路，这错那错，完不了工；或是未等开工厂房坍塌了，太原钢铁厂就有这种情况。有的建了工厂没有安汽锅的地方，有的安装的机器不灵；一再修改安装，耗费了人工财力。这种例子是太多了，而且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之中，北京《人民日报》常常就刊登这些事实。以全国基本建设来说，耗费这些错误上的金钱人力就很可观了。

　　第二类：建设计划不周，增加产品成本。有的厂建筑规模很大，而出产很少，这就积压大批资金，把有用的资金投到生产很小的单位。例如长春第一汽车厂，规模很大，产品很少，这就是经济上的浪费。有的工厂建设规模很大，而忽略了原料来源，以致出品成本高。有的工厂建好，而缺乏原料，不能不停工，或半开工，把资金投到生产不足或不生产的地方，同时工人还是照付工资。这种情况虽不太普遍，而确实是不在少数。波兰、匈牙利工业生产倒退，人民生活苦，政府担负重，以致酿成事变，这就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共产党中国有同类的情况。这不只是经济浪费，也是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计划不周，检查不严，管理不善，造成大批工业生产废品。这就如重工业为新工业制造机器或零件不合格，拿去安装不合用，这就成了废品。又如轻工业的食品罐头消毒不佳，以致腐烂，也成了废品。又如出版社，书籍审查不严，犯了错误，不能问世。再如橡胶厂出品雨衣、胶鞋穿上几天就坏，没有人买，自然也成了废品。上边所举的几个例子，这类工厂和单位都产生过废品，而且数目非常之大。这些废品厂都是耗费人力物力所制成的。如以全国各生产部门作一统计，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恐怕太吓人了。

　　此外还有一种属于这类经济浪费的现象，那就是各生产单位，追求生产数字，而不重质量，所以又普遍地产生劣品，这就是粗制滥造的一种，产品用起来不耐久，或不合用。这在国民经济来说就是绝大的浪费。因为，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稍加注意和加工，所费甚少，而质量好的产品耐用久，功效大，所省又多。一种粗制滥造的劣品，和质量好的产品相比，总算起来，一个是浪费人力物资，功效小，一个是耐用而又省钱；但是共产党的经济制度却普遍地追求了前者。

　　第四类：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在生产上造成浪费。在工业上，有些工厂正在建厂期中，忽然命令不办了；有的工厂因缺乏建筑材料不建了；这是半途而废的一种，人工物资同是损失浪费。在农业上，有的农作物已经种好长出，忽然上级命令改变耕种，于是把原有的秧子拔除，另种新的。如在华北某地，农民已种好大片庄稼，忽的奉令把它剔除，另种了棉花。又如广东省大约在1955年要普遍试种日光花接番薯，农民已经奉命作了准备，忽然北京命令缩小试种范围，原有的准备白费了工夫。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人民财富浪费的不关心，同时也说明他们的胡作妄为和无知。

　　上边所举四类的例子，大概可以包括了共产党在独占经济下所造成的生产中的浪费，其数目之多是无法估计的。人民的穷困就不能不与他们的胡作妄为无直接关系了。


四、独占经济制度武断决定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
　　共产党唯一可以辩护的而且大言不惭的，就在本节所谈的范围。它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此，它讲的工业化的理论在此，它的计划经济迷混人的耳目也在此。共产党说：资本主义国家想工业化，需要几十年工夫，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力量的集中和工人的积极性，很短期间就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周恩来于1957年12月初旬还高唱十五年内中国工业化完成，可以超过英国。共产党说：所谓工业化就是重工业的建设，重工业建设成功，即有了国防工业，又有了其他工业的基础。共产党说：计划经济是科学的有条理有计划的建设，而要突出的偏重工业，工业中偏重重工业，农业要为工业服务，“将来”工业反转头来再为农业服务。

　　共产党的这套理论和措施，都是基于党本身的主观要求，武断地指导经济，有意地忽视人民的生活需要，不，忽视人民的生死。周恩来最近私下向人谈笑说过：“中国为了工业化即使死了三亿人民也还值得，人少了还易于治理”。从这里，我们要看透共产党人的心肝，和他们所谓工业化所包含的谎言与其内心“一切为了自己”的要求。

　　共产党的独占经济武断决定一定是非科学的、非人民的，只会是为特权阶级服务。而在运用过程中也会弊端百出；损失是落在人民头上，而不是共产党自己。问题再明显不过了，一群自私自利的共产党人，他们想独断孤行而又缺乏足够的知识，那一定是盲人骑瞎马，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宣传机器上的胜利成功是隐藏着绝大的浪费，千般错误，首要的是人民饥饿痛苦。

　　我们暂不谈共产党人独断孤行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单就其洋洋得意的工业化这一题目作一分析，就可看出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和人民的灾难多么严重。

　　首先，挖掘到底，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和措施是为保持自己的政权，这里包括特权阶级超等的享受。共产党的重工业建设的理论，虽也说出一套难以令人置信的道理，但也算一套道理。揭穿来说，它的理论是欺骗人的东西。实质上重工业建设就是建设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个好名词，用到共产党人的身上，就是来保护它的政权；和保护共产党人的强行霸道，胡作妄为。没有了重工业，就没有了国防工业，共产党人身上就没了铁甲；没有铁甲，共产党就不能镇压人民和向外侵略。苏联工业化提供了这个经验，中共是照着样走。在苏联国防工业火箭上天的今日，它的一般工业化程度还是相当落后。

　　其次，就纯经济范围来讲，偏重重工业，“一切为工业化服务”，这就是包含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共产党常自豪地说：“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什么优越呢？揭穿言之，就是全国经济活动，完全在共产党任意指挥下进行；想作什么，就强把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这件事上，不计成本、不计得失、不管人民痛苦。这样的行为是历史上空前的行为，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作到的。所以它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是武断孤行和强迫的代名词而已。

　　不计成本、不计得失、和不管人民痛苦的工业建设，必然是畸形的发展，重此轻彼，头重脚轻，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在工业本身彼此不相呼应，轻重工业彼此不相适应，不能相助相成。苏联工业化，直到今日，经过三十几年，轻工业还是大大落后于重工业，工业建设没平衡的发展，还不能供应人民的需要。在工业与农业之间，是重了此，而轻了彼，使农业无穷尽地为工业化服务，用农养工；等到以工养农的时代到来；那将是久远的未来。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样作过，但它的工业化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农业还在喘不过气来，农业生产还落在1913年的水准以后，今天苏联农民还过着八分饱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抄袭苏联的经验，它也注定要有同样的后果。

　　再次，我们看看共产党的工业建设给予人民制造的灾难是多么严重和残忍。按之一般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如欲速成，必在二个条件中任选其一。即工业化得到国外资金和技术援助，或是自力更生挖掘人民的潜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建设，一般的情况，是逐渐发展的；而且不少国家工业建设是取得外国的投资和技术援助。故一般说来，它们的工业发展比较平衡，人民的生活得到适应的照顾。社会主义工业化，以苏联为例，它的资金取之于自己的人民，初年在技术上得到外国技术人员的支援。但就资金方面讲，它是挖掘了人民所有的力量，以致弄到民穷财尽，闹过饥饿。中国共产党想工业建设，它是得不到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技术援助，所能取得的只是苏联的杯水车薪的借款和一批人员的支持，余者就得完全求诸自己。而且还要短期速成，这就是注定地只有挖掘人民的财力、物力和无穷尽的体力支出；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的严重灾难。

　　共产党强迫人民而欺骗人民说：把所有资金投到工业建设，我们将出现在世界面前，一个繁荣、富强、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谎言的背后，是共产党特权阶级的奢侈生活、铺张浪费、和经济上的无限损失。在工业化的美名下吸尽了人民的膏血。

　　我们姑且不论特权阶级的享受和经济上的损失等等，单就其名正言顺的工业化本身来讲，这里就包含着残酷，毫无人性。共产党强迫和号召人民：“为了工业化我们要节衣缩食，以农业积累创造工业建设条件；我们牺牲自己的一代，为下代子孙创造幸福”。这些话固然不是真的，因为实际上工业只是共产党生吞活剥的代名词。我们就退一步说：这是共产党的“真言”，不必再打折扣。就是这个“真言”我们也有很好的不能驳辩的理由，给它一个回答。

　　首先一点，为什么工业化要速成？一个国家的建设不是一朝一日之功，国家民族的历史正长呢，为什么要挖掘人民一切力量必须于最短期中完成工业建设呢？这样速成的建设，必有以下诸弊：（一）错误百出；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二）欲速不达，消耗国家的人力财力；（三）发展不平衡，并造成经济上的失常和浪费。

　　第二点，国家和民族都有很长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有其适当生活的权利。父亲的一代固然有为其子孙一代创造一点基础的责任，但是首要的，还是其自己一代的生活。世间就不应也不会有不顾自己一代的生活幸福，而牺牲一切为下一代打算。这是非科学的、非伦理的、也是非现实的。应用到实际就是共产党骗人。谎言之下另有一套背景，揭穿来说：就是共产党所希望人民牺牲自己为下一代造福，实际上所谓为“下一代造福”就是为现代的共产党特权阶级造福。共产党迷昏人民的眼睛所说的“下一代”，实际上就是现代共产党的本身，而它却借口要人民牺牲为下一代，说幸福是在将来。这还成什么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代都没有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要“由无到有”、“由小到大”为下一代创造经济幸福，这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唯心论，主观主义，以空言代替现实。就马克思主义来论，今日共产党人的作法，也是车置马前，一套说不清、搞不明、见不得天日的瞒天大谎。这个谎言，用到人类社会曾就是残暴不仁，对人民来说就是欺骗，玩弄和压榨。

　　关于独占经济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就讲到这里为止。至于人民的严重灾难本可在这里谈，因限于篇幅，我在下边另两章里，再行介绍。

　　总结上文，我是叙明了共产党人的“天堂”，在它的独占经济制度下，看出他们不惜民财的铺张浪费、奢侈腐化；同时看出他们的妄作主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托言建设所造成的生产不平衡，经济建设的畸形发展。而归根到底，一切是为共产党的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政权包庇下的特权阶级的享受和福利。人民是牺牲者，是被统治和残酷剥削的对象。但人民不是傻子，他们可被骗于一时，不能被骗于永久；人民之中少数被骗，却不能全数被骗。共产党的作法是不能永久骗所有的人民。

　　人民的痛苦是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被关入地狱已将有十年之久。他们渐渐醒来了，体验了自己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也看熟了共产党狂人的天堂，人民已发出反抗的言论和行动。狂人的天堂是建筑在人民的地狱之上，它是用人民的血、肉、辛酸、痛苦、灾难造成的；它也却似沙堆砌成的堡垒，一朝崩溃就将随风而逝。

为什么要看和怎么看《风暴十年》（录入者：赤色风暴）

· 自序
· 船（序幕）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
· 第二章 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
· 第三章 中共政权的本质
· 第四章 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
· 第五章 不断的清算斗争（上）
· 第六章 不断的清算斗争（中）
· 第七章 不断的清算斗争（下）
· 第八章 狂人的天堂——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
· 第九章 人民的地狱（上）
· 第十章 人民的地狱（下） ——“人民公社”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
· 第十一章 民主自由的绞刑
· 第十二章 道德堕落和文化灾殃
· 第十三章 狼与狐的外交手段
· 第十四章 革命再革命

反共人士谈中共政权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7月13日

[size=1.4em]作者 中国网友

共产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 中共百年历史略谈

作者 颜智华

前言：
中共建立至今100年，统治中国大陆也71年了。特别在建政后它利用掌控和垄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媒体等资源，篡改和歪曲人类文明历史、掩盖它百年共产革命和专政反人类犯罪真相，为其杜撰了一套政治合法性面具，欺骗了不少没有身受其害的人，包括西方政界与学界。最近40年，它借助外资，借助西方先進的技术和装备，利用加入WTO后所享受的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在牺牲环境（包括水源、空气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的破坏性开采为代价，以及对亿万农民工劳动所创造财富的盘剥，打造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以经贸利益作为诱惑，甚至以金钱收买等方式，对西方国家進行政治、文化渗透；还操控联合国下属的如人权组织、WHO等。还故意把致命性肺炎病毒传播到全世界……。

在国内，特别是最近20年，中共全盘颠覆了中共体制内政治改革派从1978年开始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正面遗产，完全撕掉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假面具，打造了一个21世纪的流氓、黑社会、匪帮共产政权：媒体姓党、法院是党的刀把子；对包括法轮功、基督教等在内的宗教迫害進一步升级；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使用包括互联网、无线通讯、数字技术在内的高科技监视全国民众，封杀言论自由，全面镇压社会异议群体；迫害维权上访百姓；酷刑在警察系统司空见惯……。由于中共信息封锁和媒体的谎言，国内国外都有人不明真相，被谎言和假象蒙骗。本文章将对中共百年反人类犯罪历史做简要回顾，还原它的真面目。

一、共产主义是恐怖主义
从政治学角度，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同义语，实际操盘者是列宁，其思想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也非指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的代名词。革命和专政的主体也非字面的工人阶级而是共产党及其追随者（或者卷入其中的社会群体）。更需要说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原教旨马克屎主义所称的“工人阶级整体专政”，而是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的共产党专政，即共产党专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政。在党的内部则由几个寡头甚至是一人独裁，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当以列宁为头目的苏共于1917年10月在俄罗斯共和国发动暴动，颠覆合法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并在控制区域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初始的1918年，马克屎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就向全世界发出了上述警告。面对考茨基一针见血的斥责，列宁气急败坏，马上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谩骂。作为马克屎主义叛徒的考茨基对共产主义政治本质的定性，纵观列宁-斯大林在苏联33年的血腥残暴统治证明是准确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继卡尔‧考茨基之后，对共产主义的反人类罪行从政治学角度又做出了严厉的谴责：“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凡是在它获得政权的地方，它彻底消灭了自由，或者说，消灭了争取自由的机会。它依靠一批军事官僚和实行恐怖统治的员警。它建立了一个存在财产和特权方面的令人愤怒的对立的新的阶级社会。”承传自卡尔‧考茨基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认识的社会党国际领袖们，对共产主义反人类本质的洞察力远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派政客们。

二、共产党是国际恐怖组织
苏共的创始人是列宁。1919年，他使用篡夺的俄罗斯国家政权资源，招揽欧美各国被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唾弃的左派，到莫斯科组建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的傀儡，旨在用暴力颠覆世界各国合法政府，把共产主义扩张到全世界。

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支部。

1920年上半年，共产国际派远东局负责人维金斯基一行几人携带卢布来到北京，筹划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名俄国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又认识了陈独秀。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坐地指挥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工作。同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济南、日本东京等地先后建立几个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共产国际把它的红色魔爪伸進了中国，准确说，中共建立于1920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的路费也靠共产国际事先发给的每人100元大洋。这次会议的筹划者和主持者都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另一名代表马林。党章、党纲都是共产国际的规范版本。由此，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开始了它长达29年的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共产革命活动。陈独秀还用共产国际的钱，复刊了早就停办的《新青年》等几种刊物、还办工人夜校等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活动，这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不是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而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而是中共官方党史编纂者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杜撰的假的政治历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德核心是“仁”，倡导“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主义；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非攻、兼爱、尚贤、节俭”等价值观，还有在所有制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私有制信条，根本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