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是如何消失的

在 97% 的人类历史中，所有人都拥有大致相同的权力和获取商品的途径。那么不平等是如何严重成如今这样的？
Nov 19, 2021


信用会把权威献给那个赋予它的人，而不是只接收它的人。一位赢得信任的人不需要权威；如果某个人不值得信赖，他当然也不配拥有权威。然而，还有谁比政客和董事长更缺乏信用？
当有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强加的权力失衡，人与人之间就会有动机解决冲突以令双方都满意  — — 来获得对方的信赖。而等级制社会删除了这一激励，使那些拥有权威的人能够压迫下层所有人。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财产权，从领主和贵族时代继承下来的一种社会建构。虽然现代财产会比较快速地交换，但是概念还是一样的：所有权会合法化暴力，以执行资源和土地的人为失衡。
有些人相信财产可以不靠国家而持续存在；但是财产权如果没有中央集权来执行，就会失去意义 — — 但是，只要中央集权存在，就没有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你赚的钱是政府打印的，可以收税和通货膨胀；你的车子的契税是政府车局控制的；你的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而是属于给你贷款的银行或者买下那块地的政府机构，即便你支付全款买了下来，政府也随时有权征用；就如你购买的手机电脑，并不真正属于你，而是属于制造它的巨头公司，就连维修权都要你去打官司。
保护对我们重要的东西会需要什么样的措施？政府只是凭借夺取我们的权利和实物的能力而存在，他们拿走的永远多于他们给予的。市场只会奖励你去掏空其他人，或者奖励其他人去掏空你。唯一真正的安全网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性，我们需要提供可供自我保护的安全网络。
在没有金钱和财产权的情况下，我们与物的关系会由我们彼此的关系所决定。而今天，这恰恰相反：我们对彼此的关系是由我们对实物的关系来决定的。
你喜欢的是满足真正的需求，还是应付官僚主义？你喜欢互相依靠的关系、还是互相利用？
最理想的友谊是平等的，彼此支持和挑战，同时尊重对方的自主，这可以说是一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关系最好的标准。
如果没有这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限制  — — 公民身份和狭窄的生存边界、财产和债务、企业和军事指挥链  — — 我们可以在自由结社和互助关系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人类，而是疏远我们彼此和自己的系统。我们各自内心的冲突比我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要多得多。那些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争执也存在于我们的友情和内心之中；这不是一个人类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生活思想和文化的斗争，当我们拒绝主导秩序为我们制定的角色时，我们就在创造让其他人和我们并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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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变革的动员和倡导不是流行歌曲；仅仅依靠教育和讨论、等待别人的观点改变是远远不够的。
若思想背后没有行动，没有能让人们看到真正的选择，一切谈论都是虚幻的。
大部分人不会对理论探讨有任何兴趣；但是，当有事故和运动真正发生时，当风险逼近时，人们就会开始主动分辨两方的差异，他们会做出选择，他们会下定决心。

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世界中，极少数的精英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很少有一无所有的人能觉得这很好。正如实验经济学家所表明的，我们倾向于进入社会环境，准备在集体活动中冒险和合作。但是，如果其他人拿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份额，我们就会对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感到不满。我们生活在不平等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不知道或无动于衷这一事实。
由于精英们人数众多，不平等的蛋糕划分的起源和稳定性令人费解，特别是一旦我们意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非常新的状况时。
人类物种已经存在了大约30万年，而且据我们所知，在其中的大约29万年里，人类都过着物质上比较贫穷但更平等的生活。在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社区都是作为流动的觅食者生活的，当当地资源变得稀缺时，他们会转移营地，但可能坚持在一个确定的领土上保持一个固定的模式。
流动的觅食者生活在小群组中（几十人，而不是几百人），但与邻群有亲属关系，生活在几百到几千人的社会世界里。在许多方面，这些觅食者文化是多样的。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传统，面临不同的环境。澳大利亚西部沙漠和北极高纬度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且都与刚果盆地的雨林有很大的区别。即便如此，在关键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生活还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有时有长者或发起人，但没有统领者。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其他成年男性有指挥权。男女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但在许多觅食者文化中，妇女是觅食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熟练的、自主的和必不可少的支柱。她们采集植物性食物和捕猎小型猎物，并制造许多日常生活的设备。她们通常有大量的社会选择和性选择。
与自给自足的农民相比，觅食者对他们的孩子很纵容，孩子们在混合年龄组中进行自我教育，通过探索和试验来学习。虽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他的《原始富裕社会》（1972）一书中被认为夸大了觅食者生活的轻松，但他是对的，觅食者有效地满足了自己的生存需求，而且往往相当迅速，部分是通过深刻的分享承诺。这些社区并不只是碰巧相当平等，而是积极寻求平等。加拿大考古学家布莱恩·海登（Brian Hayden）一直坚持认为，每个社区都有积极进取、雄心勃勃的人，他们想成为领导者。觅食者可以把这些积极者控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
不知何故，在没有人有权力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情况下经过了29万年的生活，而且社区的每个成员都和其他人拥有同样多的东西；而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都受制于命令，而且拥有的东西比少数受宠者少得多。为什么呢？
当然，在我们生活的国家社会中，许多人接受他们自己对精英的从属地位并不神秘。虽然精英们人数众多，但他们控制着军队、警察和国家机器。夺取精英财富的企图会遭到压倒性的强制力，即使是成功的革命也有一个令人沮丧的记录，那就是用另一个精英取代上一个精英，通常是以牺牲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大多数是穷人。因此，对于那些精英世界之外的人来说，他们最坏的选择是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也许会有个人或集体的改善尝试，这取决于政治环境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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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社会世界能一下子从一个平等主义的社区变成一个精英主导的国家结构的社会。这是一个逐步走向不平等的过程。通往不平等的途径是通过反平等积累出来的，但仍然是小规模和无国家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初生的精英与他们的邻居生活在一起，并在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机构的控制下生活。因此，他们是脆弱的，正如克里斯托弗·博姆在《森林中的等级制度》（1999年）中指出的，以及斯蒂芬·平克在《我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2011年）中也曾指出，前国家社区的居民并不羞于明智地应用暴力。那么，如果没有法律的外衣和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的保护，不平等是如何建立和发展的呢？

一旦有军事力量支持的世袭领导权建立起来，从属关系和不平等就可以用在获得武力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来解释。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解释乡村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它还没有制度化权力的保护。这些 “跨平等主义社区” 由 “大人物 Big Men”（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被称为 “大人物”）主宰，也就是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个人。但他们的统治并不是一种权利，他们的儿子也不会自动继承他们的地位。而正是在这样的社区里，不平等才得以确立。一旦这些文化存在，我们就从平等的社会世界转变为不平等是一种常规的、被接受的生活事实的世界  — — 以至于它往往看起来很自然。
在流动的觅食者文化中，有两个发展趋向于为不平等的建立奠定基础。这种不平等的支架之一是宗族结构的出现。氏族有很强的团体认同，围绕着真实或神话中的家谱关系，通过苛刻的入会仪式和激烈的集体活动得到加强。他们成为个人社会身份的核心。个人主要通过他们的氏族身份来看待自己，也被他人所看待。正如人类学家雷蒙德·凯利（Raymond C Kelly）在《无战事社会和战争的起源》（2000年）中写道，他们主要在自己的氏族中期待并获得社会支持。一旦仓储和农业出现，初具规模的精英们就利用宗族成员身份来动员社会和物质支持。
第二个发展是出现了一个基于信息控制的准精英阶层，这创造了一个声望和尊敬的等级制度，而不是财富和权力。这最初是以生存技能为基础的。觅食者的生活依赖于在导航、追踪、植物识别、动物行为和工匠技能方面非常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在《我们成功的秘密》（2015年）中所说，真正的专家会吸引人们的敬畏和尊重，以换取慷慨地分享他们的知识。正如社会人类学家杰罗姆·刘易斯（Jerome Lewis）所表明的那样，这种信息经济可以包括故事和音乐，其仪式和规范生活也可以是如此。事实上，如果仪式叙事被用作编码重要但很少使用的空间和导航信息的工具，那么可能存在仪式与生存信息的融合。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谣中，有一些关于这种融合的暗示，这个想法从澳大利亚扩展开来，并由口述文学学者 Lynne Kelly 在《史前社会的知识与权力》（2015）中详细地进行了辩护。因此，不仅在生存技能方面，而且在宗教和仪式方面，都可能存在专业知识和敬畏。

农业和储存使不平等成为可能，甚至也许因为它们往往会破坏共享规范。

虽然以尊重换取专业知识的原始交换对双方来说可能都是适应性的，但斜向的社会传播（从N代中受宠的少数人到N+1的所有人）将操纵提上了 日程。当社会信息仅仅从父母流向子女时，适应不良的指令有一种自动消退的趋势。但是，一个社区的规范、仪式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传播，很容易使一个群体受益而牺牲其他群体。
探险家E·卢卡斯·布里奇斯（E Lucas Bridges）在他的经典作品《地球的最深处》（Uttermost Part of the Earth，1948年）中，饶有兴致地详细介绍了完全玩世不恭的亚干族人（南美洲南锥体的原住民）如何通过装扮成鬼魂来吓唬妇女和青少年。他毫不怀疑，任何女性怀疑论的迹象都会被谋杀处理。我们可能也会在澳大利亚的一些享有老年特权的觅食者社区看到这种情况。查尔斯·哈特和阿诺德·皮林的《北澳大利亚的蒂维人》（1960年）因其对这种老年统治的描述而闻名，老年男子的权力在于他们对神秘知识的控制。这也使得在向不平等过渡的社区中初生的牧师和精英之间的联盟成为可能。
因此，在仍然相当平等的觅食者世界中形成了两个不平等的支架。随着社区放弃运动而选择定居生活  — — 储存和耕作 — — 大约在1万年前开始，这些不平等支架变得强大起来。一些觅食者发展了围绕储存的生活方式（有时被称为 “采集者” 而不是 “觅食者”）。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猎人和渔民围绕着鲑鱼流和海洋资源建立了经济。在冰川时期的欧洲，定居的觅食者有可能拦截迁移的畜群，并围绕储存或熏制的野味建立他们的经济。但是，放弃移动的生活，转而依赖储存的食物，主要是与农耕的起源和全新世的新气候状况有关，大约在12000年前开始。
耕作的可行性不仅取决于能否获得少数可以塑造成作物和羊群的野生物种，还取决于可预测的天气模式。全新世不仅仅是比之前的更新世冰川期更温暖和潮湿，它也更稳定。谷物农业从未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中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许多地方的气候每年都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储存和运输，对农作物的依赖将是自杀性的。
无论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后果都无疑是巨大的。耕作和储存使不平等成为可能，也许甚至是因为，它们往往会破坏分享的规范，建立产权和劳动力的胁迫，放大社区间的暴力，并导致社会规模的扩大。

首先，让我们考虑储存、分享和财产。对于流民觅食者来说，分享是一种保险。特别是，狩猎是非常危险的，需要运气和技巧，因此，如果你今天成功了，就可以适应性地分享，条件是当你失败时，其他人就会与你分享。以植物和小动物为目标更有把握，尽管在一些觅食者社区，甚至这些都是共享的，因为慷慨的社会回报很重要，而拒绝的社会成本很高，因为觅食者营地的亲密性使得成功难以掩盖。
然而，储存往往会侵蚀分享。储存，就像分享一样，是管理风险的一种方式，农民更有可能储存而不是分享。社区内供应的变化可能来自承诺和努力的变化，而不是运气的差异。当地的坏运气 — — 不利的天气、虫灾 — — 可能会影响到社区的每个人，这使得分享成为一种糟糕的保险形式。如果我的好年景是你的坏年景，那么与你分享是对我有利的，反之亦然（当然，只要你能回报我）。如果我们同时遇到困难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享；如果我们都有好年景也不是这样了，因为那样我们就不需要彼此了。
作物耕作也是艰巨而耗时的。每工作一小时的回报很低，没有人认为自给自足的农民会成为富裕的社会。土地必须被清理、除草、保护、改良，有时还要浇水。这些努力必须维持数年，而不仅仅是几个月。如果没有像产权这样的东西，人们要致力于这些努力，那简直是个悲剧。同样，除非这些权利包括转让权，否则孩子们留在父母身边耕种土地也是不合适的。
因此，储存，特别是基于作物的储存，将倾向于产生一个独立的家庭经济社区。在继承方面，这本身就会产生财富不平等，即便只是因为家庭规模的变化就会迫使一些家庭比其他家庭更精细地分配他们的蛋糕。财富不平等一旦形成，往往只会加剧。如果一个儿子只继承了他父母土地的四分之一，他的孩子很可能拥有更少的土地，而且生活在刚刚够用的边缘，他们更容易受到小的坏运气的影响，以及积累他们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和义务。
储存为胁迫劳动打开了大门。定居的采集者有时会保留奴隶，但流动的觅食者不会这样做。觅食，即使不是大型猎物的狩猎，也取决于高水平的自主性和技能。觅食者独自或三四人一组，在离营地半天的路程中度过他们的时间。自主的、小规模的搜寻对有效利用领地至关重要。因此，强制监督流动觅食的经济挑战是无法克服的，因为你需要像奴隶一样多的卫兵。农场的劳动力在空间上是集中的，而且通常没有那么多的技能。它可以被监督和控制。此外，这样做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许多农场工作在本质上没有吸引力：与射箭不同，锄地永远不会成为一项奥林匹克运动。在许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区，当没有奴隶的时候，许多工作就由妇女和儿童来承担。储存，尤其是基于农作物的储存，往往会导致自给自足的经济，其自主性更低，胁迫性更强。
储存也使社区间的暴力更有可能发生。学者们对移动觅食者中社区间暴力的程度有巨大的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族群间暴力的威胁是更新世中后期移动觅食者世界的首要特征；见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 (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 (Herbert Gintis)的书《合作的物种》（2011）。我非常怀疑。直到更新世很晚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暴力的考古学证据。此外，觅食者营地是困难和无回报的目标。外人很少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因为如果暴力是一种威胁，部落之间就很少或根本没有友好的互动，所以相邻的群体不会对彼此的领土有太多了解。觅食者的物质财产很少，默认为有武器，并且擅长追踪和理解他们的领地，这使得他们在营地里很难被人惊动。最后，觅食者强调决策中的自治和共识，这很难成为军事化世界的意识形态标志。
然而，毫无疑问，社区间的暴力往往是对采集者和自耕农的主要威胁。邻居的存储是一个诱人的目标，他们的羊群、改良的土地、以及作为奴隶和侧室的人本身也是如此。但它们不仅仅是诱人的目标 — — 还是潜在的威胁，因为你的财产对邻里社区同样是一种诱惑。
定居者也可以积累值得偷窃的物品，这是觅食者永远无法做到的。不寻常的物质财产开始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标志。陶器、黑曜石和金属开始成为这些早期定居社区的声望物品。这种社区间暴力的永久威胁为初期的精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代表社区进行和平谈判、以物易物和建立联盟，只要这种领导作用得到整个社区的支持。
此外，耕作往往会促成人口增长。生育间隔缩小，因为母亲不再需要在营地之间携带幼儿，而耕作提供了可靠的断奶食物来源。作物种植是艰苦的，但它在食物网中的介入程度较低，因此可以确保当地生物生产力的更大比例供人类使用。如果通过除草、施肥或灌溉来提高产量，这一点尤其正确。农人的食物供应并不像觅食者的食物那样平衡和健康，但肯定会有更多的食物。社区规模的扩大很重要，因为许多在觅食者社区中实现控制的社会机制是依赖于规模的。他们依赖于亲密关系和信任。
最后，储存往往会导致过剩，因为对每个家庭（或经济单位）来说，储存超过他们预期需要的东西都会是谨慎的。为突发事件留出余地是明智的，但是，当一个家庭的储存量确实超过了他们的生存需求时，这些盈余就可以作为地方政治的工具。通过把它借给那些库存不足的人，它可以创造义务；一个可以被用来提出要求的好处。另外，盈余还可以通过将其转化为高地位的商品或服务来建立威望。庄稼可以转化为啤酒、猪或展示品（通过用于支持非生存活动）。对地位、影响和权力的竞争是由盈余来推动的。然而，没有储存就没有剩余，而没有耕作就只有有限的剩余。

储存和耕作的这些下游效应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引擎，跨平均主义社会的出现是冲突环境中储存的动态结果。对产权和继承的承认使财富的不平等得以建立，甚至增长。这些可以提供用于内部政治的盈余，雄心勃勃、有说服力的个人可以通过催债和动员其部族的支持来增加自己的储存。这些积累的财富可以用于提高声望的展示，如宴会或其他昂贵的仪式，有时还可以通过赞助建造仪式建筑。这些展示部分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的社区留下深刻印象，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目标是作为对立面的其他社区，即 那些同样兼具野心和财富的人。
在区域环境中，社区间的暴力是一种威胁，但不是不可避免的，财富和社区组织的展示向其他社区传递了一个信息，即 你会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但在贸易和针对第三方的掠夺性联盟中是一个宝贵的伙伴。这给了大多数社区成员一些自利的理由来支持这些雄心勃勃的展示。
这种展示的成功赞助者获得了主要的利益，在其他社区的眼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与其他社区进行社会和物质交流的渠道。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尤其是在向跨平等主义世界转变的早期。但是，如果初期的 “大人物” 成功了，最初的财富差距就会被转化为威望和政治影响力，这反过来又会通过作为修复者和促进者的关键角色建立起更多的财富，循环往复，反复进行。保利娜·维斯纳 (Polly Wiessner) 的 “The Vines of Complexity”（2002）是一个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精彩案例研究，说明了这种动态的作用，以及这种动态如何升级。在这一争取声望的过程的早期，也是在社区之间进行调解的关键因素，一个雄心勃勃的潜在推动者可能会在一次宴会上积累并送出10头猪。几代之后，积累和赠送250头猪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达到同样的政治效果）。
因此，对权力的竞标是通过将财富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这些竞标更有可能成功，因为在觅食者世界中强制执行（近似）平等的平均化联盟已经衰落，因为限制野心的集体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规模的变化很重要：觅食者生活在小的（在西方人看来）令人吃惊的亲密的社会世界中（例如，他们的庇护所通常很小，密密麻麻，没有墙）。农民的社会世界更大、更不亲密，这使得集体共识的形成更加困难。此外，精英圈外的人的利益也只是部分地一致。在跨平等主义的世界里，财富差异还不是很极端，处于中间的人在承认产权方面有利益关系，有些人是当地大人物的盟友或支持者，期望通过自己的支持得到一些回报。虽然他们可能希望野心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他们的利益并没有被平等化所满足，而且社区内的冲突增加了外部掠夺性干预的风险，这种风险对除最贫困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很重要。最后，觅食者社区的平等主义精神 — — 一种激励和动员限制野心的精神 — — 在一个基于储存而不是共享的经济中受到侵蚀。
这种侵蚀很可能被仪式领袖和初生的精英之间的联盟大大加速，海登在《史前仪式的力量》（2018）中记录了这种联盟，因为这些社区的规范性生活是通过其社区仪式生活来阐述和教导的。我们倾向于看到（例如）婚姻规范的转变，使未来的丈夫必须以牲畜或其他声望资源的方式支付彩礼，这并不是巧合。对于较穷的男人来说，婚姻将使他们对较富裕的主办者承担债务义务。倾向于精英的仪式信仰可能更有戏剧性。人类学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里和乔伊斯·马库斯在他们关于美拉尼西亚的跨平等主义社区的工作中，列举了一个来自所罗门群岛的生动例子：一个民意领袖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声誉，部分原因是赞助建造了一座仪式房屋（本身就是财富的象征和威望的来源），但也是因为他被认为与一个喝猪血的恶魔结盟并受到其保护。有祭司站在一边是有帮助的。
如果这幅通往不平等的图景是正确的，它将导致四个预期。首先，不平等取决于储存经济的事先建立和社会规模的扩大。第二，跨平等主义的社区出现在以氏族为基础的觅食者社区中。第三，跨平等主义的社区从觅食者社区中出现，那里的规范和仪式生活掌握在一小群发起人手中。最后，这种社区出现在社区间暴力程度中等的区域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暴力是一种风险，但也是可以管理的。
一句话：平等的、合作的人类社区是可能的。广泛的分享和协商一致的决策并不违背 “人性”（不管你认为人性是什么）。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但这样的社会并不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这些社会实践有赖于积极的防御。考虑到现有的社会技术，随着社会规模和经济复杂性的增加，这种积极的防御也失败了。
我们不可能回到更新世的平等，很多人也不会接受那种生活的社会亲密性和物质简单性。但我们确实有新的社会技术。而值得警惕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正在展示这些新的社会技术如何被用来加强精英的监控。让我们希望它们能够被重新配置，以支持更多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以减轻财富和权力不平衡的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