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疫情的“非常手段”不能作为侵犯人权的掩护

Saikat Mojumder

为防控新冠疫情，孟加拉国政府实施了出行限制措施，首都达卡的街头空空荡荡。

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今天呼吁各国政府，在保护百姓免遭新冠病毒感染的严峻挑战面前，必须确保人权不会在非常手段或紧急措施的掩盖之下遭到侵犯。

巴切莱特警告，紧急状态下的权利只应用来对抗疫情，而“不应成为政府用来镇压异见、控制百姓，甚至延长执政时间的武器”。

国际人权法规定，各国可以为保护公众健康而约束部分权益，政府也可以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前提下获得额外的权力，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必须遵守必要、适当和不歧视的原则，实施须有时间限制，同时必须建立安全保障制度，防止过度使用。

开发署孟加拉国办事处图片/Fahad Kaizer

孟加拉国的百姓戴上口罩防控新冠疫情。

与此同时，生命权、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权，以及不得遭受任意监禁权，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得到保障。

为了帮助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保障人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今天就紧急状态和非常手段的实施发布了全新的政策指南。

巴切莱特表示，人权高专办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报告，称警察和安全部队使用过度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武力，来强迫民众遵守封锁和宵禁，而此类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常常是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

巴切莱特表示，“对迫于无奈不得不违反宵禁外出寻找食物的人实施射击、监禁或是虐待，显然是不可接受的非法行为。让女性前往医院分娩变得困难或危险也是同样。有些情况下，本应为了保护生命安全而颁布的措施，因为运用不当，反而使人丧命。”

巴切莱特表示，“部分国家有成千上万人因违反宵禁而遭到羁押，此类行为既无必要也不安全。监狱和拘留所是病毒传播的高风险环境。各国应集中精力释放所有能够安全获释的人，而不是转而监禁更多的人。”

巴切莱特表示，部分国家的紧急政策和法律中包含定义模糊的罪名，有时还伴有严厉的惩罚，不得不使人担忧此类措施是否会被用来压制媒体，监禁批评者和反对派。尽管限制行动和集会的措施在疫情之下是合法的，但为了使这些措施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公众的信任和监督必不可少。

巴切莱特表示，“应对不实消息固然重要，但切断意见和信息的自由流通不仅侵犯人权，还会破坏公众的信任。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对百姓构成巨大威胁，但不恰当的政策决定也是一样。破坏言论自由等权利可能会对防控疫情及其潜在社会经济影响的努力造成无法估量的不利后果。”

巴切莱特表示，有许多国家采取了正当、合理，且有时间限制的措施，但也有一些政府似乎是在“借防控疫情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不断收紧基本权利和公民空间，破坏国家法治。

巴切莱特表示，“鉴于危机的特殊性质，各国政府显然需要额外的权利来加以应对。但假如法治不能得到维护，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就可能成为人权灾难，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持续的时间将远比疫情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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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在疫情封控期间尊重民众获取治疗及必需品的基本人权2022.04.06 10:35 ET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4月6日发布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应当在应对和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同时，尊重看病和其他基本的人权。

人权观察周三表示，上海当局自3月底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民众获取医治、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数目不详的人因与新冠病毒感染无关的疾病谋求去医院就医被拒而死亡。在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下，检测阳性的人被强制要求在医院或隔离中心隔离，一些阳性的婴幼儿也被强行与父母分开。

声明还说，当局进一步管制和审查社交媒体，阻碍了公众对所关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讨论。

人权观察表示，上海市政府4月3日宣布部署数千名军队医护人员协助对2500多万市民的强制检测，4月4日宣布全市封城无限期延长，市民不许离开家居。

声明说，一些网民在网上分享自己或家人的被拒绝医治的经历，要么医院因为疫情限制关门，要么就是缺少医护人员，因为医护不是被隔离就是被派去进行全民核酸检测。有医院因为一些病人感染阳性或者没有检测阴性证明而拒绝接诊。

声明还表示，上海当局还强行将一些检测阳性的婴幼儿与父母分开隔离在一些医疗设施。一些父母在社媒上抱怨被禁止去探望幼小的孩子，医院也无法提供孩子的情况。

人权观察还说，中国政府持续试图控制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流动，并审查对政府疫情防控有批评的言论。

人权观察表示，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以公众健康或公众紧急状态而施行的限制，要满足合法性以及有基于证据需求的标准。类似疫情隔离必须在施行过程中不能任意武断，也不能进行歧视，必须有时限，并且尊重人的尊严。

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卡车里的蔬菜分发给上海居民。（2022年4月5日）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4月6日发布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应当在应对和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同时，尊重看病和其他基本的人权。

人权观察周三表示，上海当局自3月底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民众获取医治、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数目不详的人因与新冠病毒感染无关的疾病谋求去医院就医被拒而死亡。在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下，检测阳性的人被强制要求在医院或隔离中心隔离，一些阳性的婴幼儿也被强行与父母分开。

声明还说，当局进一步管制和审查社交媒体，阻碍了公众对所关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讨论。

人权观察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王亚秋表示，中国政府强制封城的严厉防疫措施，造成患有与新冠病毒感染无关的严重疾病的民众无法获得医治。政府应当以民众的健康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清零”的感染率。

人权观察表示，上海市政府4月3日宣布部署数千名军队医护人员协助对2500多万市民的强制检测，4月4日宣布全市封城无限期延长，市民不许离开家居。

声明说，一些网民在网上分享自己或家人的被拒绝医治的经历，要么医院因为疫情限制关门，要么就是缺少医护人员，因为医护不是被隔离就是被派去进行全民核酸检测。有医院因为一些病人感染阳性或者没有检测阴性证明而拒绝接诊。

一位名叫周盛妮的上海护士因哮喘发作被自己供职的医院拒收，因为急诊室要消毒而关闭，而其他医院也未能及时抢救。周盛妮因此死亡。

一位妇女因为被禁止离开小区而无法去医院做血液透析也死去。一位患有肾病的77岁的男子因阳性感染被医院拒绝及时做透析而死在医院。

声明还表示，许多网民报告当家属被拒绝医治时有人威胁自伤或者暴力。一个实例是，一个医院的保安据报对一位为自己的吐血的父亲求医的男子说，如果没有阴性证明，不会管人的死活。这位男子反呛说，他会刺死保安，也不会管他死活。

另外，一位母亲威胁要从居所楼上跳下去，如果她发高烧的女儿不能得到检测和入院治疗。

声明还表示，上海当局还强行将一些检测阳性的婴幼儿与父母分开隔离在一些医疗设施。一些父母在社媒上抱怨被禁止去探望幼小的孩子，医院也无法提供孩子的情况。

声明强调，中国也是签字国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不能在违背家长意愿的情况下被与父母分开，除非受到司法审议的有资格的当局，依据法律和程序，判定这样的分开对于儿童的最佳利益是必要的。

人权观察还说，中国政府持续试图控制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流动，并审查对政府疫情防控有批评的言论。

人权观察表示，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以公众健康或公众紧急状态而施行的限制，要满足合法性以及有基于证据需求的标准。类似疫情隔离必须在施行过程中不能任意武断，也不能进行歧视，必须有时限，并且尊重人的尊严。

人权观察的王亚秋表示，以控制新冠病毒疫情攀升的名义而拒绝尊重人权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政府应当听取人民的诉求，为所有有医疗需要的人提供适当的医治。

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称：“人人有权享有生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上海居民朋友们：
近段时间我们不得不每72小时一次被羞辱人格强制核酸检测，跟肉猪身上所盖“已检疫”章没什么区别。否则寸步难行，无法工作、购物、出差、旅游。同时我们也得到教训，健康码极可能被公权力操控，如河南银行储户健康码因合法索赔而被当地政府赋“红码”；场所码则将我们出行隐私一览无余。健康码与场所码，是公权力借助高科技管控人民的工具，是数字化的电子脚镣，践踏人权，如我们一味忍让、姑息养奸，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
国家卫健委《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181号g告诉我们，核酸检测两个原则，一个是“应检尽检”，一个是“愿检尽检”。“应检尽检”包下列人群：1、密切接触者；2、境外入境人员；3、发热门诊患者；4、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5、医疗机构工作人员；6、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7、监所工作人员；8、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除“应检尽检”之外的人员，遵循的是“愿检尽检”原则。
上海市政府强制全员核酸检测，让健康人群与“应检尽检”人群密切接触，严重违背“愿检尽检”原则，且强行对不配合的居民赋黄码，限制出行，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公权力已僭越宪法和法律，亟需整改，对构成犯罪的党政官员，应予问责！
强制对上海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除损害我们人格尊严，其来历不明的棉签更对人体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我们也应保持清醒，核酸检测的成本，无论是由我们的医保承担，抑或市政府财政承担，最后都是我们纳税人承担。
堂-吉柯德式的封城举措，已给我们这座城市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不做核酸不准出门”是清零政策的延续和常态化，我们随时会重回封城噩梦。
我们需要像张文宏医生这样的权威专家告诉我们病毒的真实情况，由医疗专家主导防疫政策的制定与落实，防疫应“去政治化”。
我们应勇于发起信息公开与问责行动，了解核酸检测的成本和经费去向，杜绝其中的贪腐恶端。只要堵住公权力寻租空间，甚嚣尘上的新式“除四害”运动便自行休止。
我们应抵制政府为填补财政漏洞而向广大居民发起的各种逼捐行径。
如我们有人因抵制强制核酸检测受到相关行政处罚，可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促其依法治国。
居民朋友们！上海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已经停摆，如任由这种无脑的文革2.0版运动发展，企业主破产，工厂关门，大量人口失业，我们这座城市在改革开发4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便会化为乌有。
居民朋友们！若不甘为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抵制强制核酸检测，争取尽快废止健康码、场所码！
众志成城 捍卫合法权益！
推特/电报频道：@shzijiuzizhi
电邮：weiyuanhui@protonmail.com
2022年6月17日
附相关法律法规：《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生传染病疫情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派的其他与传染病有关的专业技术机构，可以进入传染病疫点、疫区进行调查、采集样本、技术分析和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人类遗传资源包括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
人类遗传资源材料是指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遗传材料。
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是指利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产生的数据等信息资料。
第十一条：采集我国重要遗传家系、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或者采集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规定种类、数量的人类遗传资源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批准：
（一）具有法人资格；（二）采集目的明确、合法；（三）采集方案合理；（四）通过伦理审查；（五）具有负责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部门和管理制度；（六）具有与采集活动相适应的场所、设施、设备和人员。
第十二条：采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事先告知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采集目的、采集用途、对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个人隐私保护措施及其享有的自愿参与和随时无条件退出的权利，征得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书面同意。
在告知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前款规定的信息时，必须全面、完整、真实、准确，不得隐瞒、误导、欺骗。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第八款：人类遗传资源，包括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人类遗传资源材料是指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遗传材料。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是指利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产生的数据等信息资料。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批准，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或者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合作的，由国务院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采集、保藏的人类遗传资源，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五年内禁止从事相应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之一　【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采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或者非法运送、邮寄、携带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出境，危害公众健康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一章 总则第五条：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人权侵犯
中共当局实行完全蔑视人权的超级防疫手段，很多居民家的门窗被用铁棍焊死，堵路、封楼、封村，极为普遍。   新冠疫情已造成全世界一亿多人感染，242万人死亡，至今仍在一些国家肆虐。中国基本上控制了病毒传播，被一些人解读为专制模式的优势。但事实上，中国式防疫的背后，是对公民基本人权、自由和尊严的严重侵犯，体现的是“低人权优势”，是正常国家无法复制的极权体制的超级控制力。
■掩蓋真相、封殺輿論
      中国政府历来将公共卫生危机视为政治问题，与政治合法性、维稳绑在一起。这一次仍旧出于极权本能而掩蓋疫情真相，封殺輿論，并且施压WHO使其迟迟不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此貽誤了防疫的最佳時機。研究表明，假如中国提早两个星期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将降低95%。“吹哨人”医生李文亮，因在微信群发布疫情警告信息，被公安机关训诫，并在不久后因病去世。李文亮之死在微博上引发公民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但这种声音很快被互联网迅速删除。中共当局监禁报道新冠疫情的公民记者，如张展、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等，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撰写关于武汉封城日记的方方，受到由五毛水军的集中攻击，对她的网络谩骂持续至今。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批评当局处理疫情不当，还发表针对习近平的《劝退书》，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并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
       这些只是中共迫害敢言者和压制真相的冰山一角。在如此的舆论环境下，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等关键信息，外界很难掌握。中国政府对病毒起源问题进行“甩锅”，脏水先后泼向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误导国际舆论。中共以各种方式拖延国际调查，直到2021年初才同意世卫组织派团调查，而调查过程也受到操控、重重阻挠，完全无法保障独立性。
■無視人權的一刀切控疫
       中共当局实行完全蔑视人权的超级防疫手段，从武汉到乌鲁木齐，从石家庄到通化，各地纷纷实行“一刀切”的高压防控。很多居民家的门窗被用铁棍焊死，堵路、封楼、封村，极为普遍。在城市和乡村建立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也发挥了作用，各地的派出所、村居委会等基层维稳机构，以联防联控等手段将国民摁在家中不得外出。对于冒险外出的民众，维稳机构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程序的情况下随意进行拘禁，很多人被殴打或以游街示众等方法公开羞辱。武汉市民陈和建，2020年2月离家外出两个小时，回家时遭防疫管理人员殴打，隔日因颅内出血去世。河北、河南等地都爆出防疫人员将公民绑在树上的恶劣情况。
       2021年1月，吉林通化市家家户户被贴上封条，很多人没有储备食粮，网上订购无人配送，不少居民发出断粮断药的求救信息。湖北黄冈的脑瘫患儿鄢成的父亲，因疑似感染新冠被送入机构收治，鄢成被托付给亲属及村委会，但无人照料的鄢成竟然在家中饿死。极端防控加上玩忽职守，制造了疫情之外的大量人道灾难。
       因疫情被隔离的民众，需要自行承担巨额的隔离费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数百元甚至更多，民众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也滋生了普遍的权力腐败，一些官员和与权贵勾结的商人大发国难财。高压管控之下企业停产、店铺关门、物价飞升、大量失业，一些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而政府未能尽到救济责任。国民在疫情最严重、封锁最彻底、生计最艰难之时未得到一分钱的救助，私营企业也很难得到银行和政府的纾困支持。疫情期间发生的各地国民之间的歧视、排挤、冲突，中共当局持纵容放任态度。
       中国政府也加强了对民间组织的管控，和对新冠肺炎受害者和维权者的打压。如新冠难属张海，控诉武汉市政府隐瞒疫情造成父亲死亡，因此受到当局骚扰、跟踪、威胁，社交媒体帐号被停用。他在微信上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先后聚集了100多名在疫情期间痛失亲人的武汉市民，他们希望能为已故的家属讨个说法，但微信群被政府封杀。警方还警告人权律师和社运人士不得在网上评论新冠疫情或协助新冠受害者维权，禁止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及参加连署活动等。疫情爆发初期，民政部特地下发通知，不允许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进入湖北省；外地捐助物资也指定由红十字会进行统一接收和调配。这名义上是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疫情，事实上是防止民间自组织的生长。
■利用疫情來強化高科技極權
       中共利用防疫来强化信息化管控手段。人们进入办公楼、购物中心、居民小区和地铁等都被要求扫描“健康码”。这一“健康码”系统与公安网络相连接，公安机关可以藉此掌握更多个人隐私，并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存在。杭州准备建立基于“健康码”的健康评分体系，引发了公众对侵犯隐私及歧视问题的担忧。北京则发生了“健康码”信息泄露事件，大量照片、身份证号码被放到网上售卖。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微信、支付宝、微博等网络平台，几乎完全掌控了国民的出行、购物、住宿、理财等行为。加上社会信用系统、遍布的智能摄像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DNA采集等，中共已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我称之为“高科技极权主义”的体制。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的镇压变本加厉。七一推出香港国安法，彻底撕毁一国两制。在内蒙古限制蒙语的使用，并大规模抓捕抗议者。至少50万藏人被关进军事化的劳动营，藏人的基本人权受到野蛮侵犯。而新疆正在发生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人权灾难。18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被关押在集中营，被系统性地洗脑、酷刑，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关于集中营被关押者非正常死亡的报道。最近BBC对受害者的采访和调查证明了集中营存在着系统性强奸和性侵犯。
      纽约时报评论说， “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是以民众生计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即使对于那些可以重复中国模式的国家来说，也不得不考量，这种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总之，中国政府在初期隐瞒疫情、压制真相，在处理疫情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远远超过必要限度的严控方式，践踏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造成了巨大生命损失和人道主义灾难；对陷于失业、贫困和隔离的公民，未能尽到起码的救济责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利用处理疫情的机会，大大强化高科技极权体制，使未来的启蒙、维权活动和抗争行动变得极为艰难。用中国防疫工作的表面上的“成功”来论证专制的优势或民主制度的劣势，是黑白颠倒，是对法治、公民自由、人权和人格尊严的无视。
【本文是对刚刚发布的《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这一研究报告的评论。王庆民对本文亦有贡献。报告见，http://www.chinalaborwatch.org/cn/report/149）

民运人士：弟弟在武汉被活活打死 官称“染疫亡”
海外民运人士表示，自己在武汉的弟弟因晚间出门喝酒，被活活打死。（示意图）（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北京时间：2020-03-04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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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去年12月初爆发后，由于中共从地方到中央一直隐瞒疫情，使得瘟疫迅猛蔓延至全球。中共所谓的“防疫措施”也被指以“维稳”为主，而非“真防疫”，多位敢于传播疫情真相的医生、公民记者及普通民众被抓、被拘，甚至下落不明。近日，有海外民运人士更爆料，自己在武汉的弟弟因晚间出门喝酒，被管制人员活活打死。

日前网上传出旅居荷兰的中国民主党创党成员陈忠和录制的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说，自己在武汉的弟弟陈和建，近日因和朋友出去喝酒，被管制人员活活打死，而当局为掩盖其暴力维稳，将其死因归为“疑似肺炎”。

陈忠和说，“我的弟弟，我家的老四，22号夜晚12点钟，他（因武汉封城太久）憋不住了出去，可能找朋友喝了酒，（凌晨）2点钟回来被他们拖出去，四、五个人进行殴打，第二天就死了。到医院检查发现颅内大量出血，而且还说他感染了什么，说肺上有阴影，说他疑是武汉肺炎病人。他的死亡证就是‘疑似肺炎’，开了死亡证明。”

他还谴责中共在国难当头之际，仍不松懈打击老百姓。他说：“所以说，中国人民和武汉市民承受了双重打击，一个是瘟疫的打击，一个是警察的打击、共匪的打击。”

陈忠和来自湖北武汉，是著名的异议人士，因在中国组建中国民主党，于1999年被判刑7年。2011年来到海外，现任中国民主党海外部主席。陈忠和也是体育名人，曾三度获太极拳中国全国冠军，是“陈氏太极拳”的泰斗。

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 内部文件曝中共重“维稳”轻“救治”

在武汉肺炎疫情失控，在大陆全面爆发之后，很多地方发生了包括公安在内的所谓“执法人员”红卫兵式的极端暴力防疫，如随便抓人、打人、牵绳索游街示众等各种侮辱人格和尊严的做法，引发民愤。

大纪元报导指出，中共在1月25日成立的中央抗疫领导小组，除了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一名组员是出身统战部的副总理孙春兰外，其他组员均是中宣部和公安部出身，整个领导小组未包含卫健委等主管机关，也无任何防疫专家。因此，中共的“抗疫小组”也被外界称为“维稳小组”。

大纪元2月底获得的湖北政府内部文件，也证实了外界对中共的判断，即面对这场因掩盖真相而迅速蔓延的瘟疫，中共“防疫”工作的首要任务，依然不是防控疫情和救治民众，而是防控疫情冲击其政权，以及借防疫之名来加强对中国民众的控制。【相关文章：【内幕】内部文件显示防疫重点维稳非救人】

台湾战略模拟学会研究员何澄辉也认为，中共藉武汉肺炎加强维稳，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中共只有管控而没有配合医疗资源，一切都只是为了维稳政权，而不是真正的防疫。他还强调，中共当前“透过科技严加管控（社会）其实是灾难。

【內幕】內部文件顯示防疫重點維穩非救人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蔓延，重創大陸早教業。(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更新 2020-02-27 3:38 AM 人氣 8683

面對被中共稱之為建政以來最嚴重公共衛生事件的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瘟疫，大紀元獲得的湖北政府內部文件顯示，中共當局應對疫情的防控工作，真正目的並非防疫和救治中國人，而是為了維穩、控制民眾。

事實上，中共在1月25日成立的中央抗疫領導小組，除了組長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及一名組員是出身統戰部的副總理孫春蘭外，其他組員不是中宣部，就是公安部出身，整個領導小組未包含衛健委等主管機關，也無任何防疫專家。因此中共的「抗疫小組」也被外界稱為「維穩小組」。

而大紀元得到的中共內部文件，證實了外界對中共的判斷，即面對這場由其專制體制催生出的瘟疫人禍，中共「防疫」工作的首要任務依然不是防控疫情和救治民眾，而是防控疫情衝擊其政權，以及借防疫之名來加強對中國民眾的控制。

中共「防疫」 只管人 不管命

中共各級政府的防疫文件都披露了一個共同點，暴露了中共「防疫」的重心是控制，而非救治。

例如，湖北省防疫指揮部2月19日的《督查日報》披露說，孝感市安陸市府城街解放社區「居民劉毅反映，其母親患急性腎結石，需緊急送醫院治療，撥打96120電話，工作人員讓他去找社區，社區要他去打96120，兩邊相互推諉」。

「安陸市府城街洪廟村居民反映，該村用鐵絲網隔離後，6天以來，再無工作人員跟他們聯繫過，存在『一隔了之』的現象」。

圖為湖北省防疫指揮部2月19日「督查日報」文件截圖。

湖北省防疫指揮部2月22日的《督查日報》還披露了，「5名來自陝西省白河縣、襄陽市谷城縣、鄖陽區等地的年輕人，黃曆新年前在十堰市城區打工，封城後無法返回老家，因沒有固定住所，一直在市人民醫院大廳休息區等地方暫居，偶爾在醫院食堂就餐，有時被醫院保安發現驅逐只能外出流浪」。

外省民眾被困湖北、流落街頭，甚至只能在感染風險極高的醫院內棲身，但政府的防疫《督查日報》沒提如何救助百姓，卻將此匯報為「滯留人員需加強管理」。

大紀元獲得的孝感、十堰、仙桃等湖北省內各地政法委的「社會面管控工作匯報」文件中，也都提到了「隨著疫情發展，管控措施逐步升級，全面停工停產停運停學停業」，「群眾現實困難增多」，尤其是「隔離後，大部分群眾收入來源斷層」，「悲憤、恐慌、焦慮、質疑等負面情緒增加，社會戾氣增大」。

圖為2月16日湖北省十堰市政法委向省委政法委匯報社會面管控工作的文件截圖

然而，中共各級防疫指揮部都從未切實回應如何解決民眾的生存難題，而都只強調加強「社會面管控」和「輿情管控」；例如「緊盯信訪重點人員和重大利益受損群體」，「嚴防重點人員及重點利益群體在疫情防控期間聚集滋事」，「市委宣傳部、市公安局進一步加大輿情管控，對涉疫不當言論、造謠傳言人員堅決從快從重打擊」。

圖為2月16日湖北省十堰市政法委向省委政法委匯報社會面管控工作的文件截圖。公安「防疫」文件泄露工作重點

湖北省公安廳在2月21日第30期、2月22日第31期的「疫情防控工作簡報」中，披露了公安部門是中共「疫情防控阻擊戰的主力軍、生力軍」，其主要任務是「做好社會面穩控、重點部位安保」。

第30期簡報稱，湖北公安主要工作之一是「重點維護方艙醫院治安秩序」。包括督促落實20個方艙醫院「一院一專班」，明確「三包一」工作機制，常態部署警力970人、保安882人，處置精神障礙患者鬧事、患者不配合收治等突發問題六十餘起。

不過，中共公安部門最重要的工作還是所謂的「維穩」。

例如第31期簡報在「網絡輿情導控情況」部分提到，「本時段，網上報導持續增多，主要報導疫情發展、監獄疫情防控情況等，個別敵媒繼續炒作新冠肺炎病毒係人造病毒等。共封堵刪除各類敏感有害信息3295條，組織發布正面引導貼文20萬餘條；發現並查處謠言信息637起，批評教育628人。」

圖為湖北省公安廳2月22日第31期「疫情防控工作簡報」文件截圖。圖為湖北省公安廳2月21日第30期「疫情防控工作簡報」文件截圖。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公安部門的「防疫」成績，包括了2020年1月3日，向率先在微信群向外界披露疫情的李文亮醫生提出警示和訓誡，查處了李文亮等吹哨人發布的本可挽救無數生命的「謠言」。

儘管第30期防控簡報在「社情民意和風險預判」部分中提到，「當前以下問題較為突出：一是群眾生活物資匱乏，部分居民家中罐裝煤氣用盡，嬰兒奶粉、尿片短缺。二是群眾出省返崗意願愈發強烈，反映基層設置障礙無法辦理通行證件，易引發不穩定因素。」

但公安廳顯然是把民眾遭受的這些苦難視為無需搭理的風險，因此公安廳全力以赴「戰疫情、護穩定」的工作打算，具體包括：

「一是繼續加強社會面巡邏防控」；

「二是繼續強化黨政機關、醫療機構、集中收治點、援鄂人員駐地等重點部位安保」；

「三是繼續強化網上巡查和重點人管控，密切關注造謠煽動、攻擊抹黑、搗亂破壞等動向，嚴防現實危害。」

「四是深入研判涉穩風險，提前謀劃應對疫情中後期可能發生的涉穩事件」；

「五是完善工作機制，匯集多方數據，建立研判模型」；

「六是深入細緻開展流調工作，千方百計切斷傳染源」；

「七是督導各地做好外省支援警力後勤保障、工作安排等相關準備。」

「八是加快『湖北省疫情防控車輛通行證信息管理平台』建設進度」。

圖為湖北省公安廳2月21日第30期「疫情防控工作簡報」文件截圖。

細數湖北省公安廳的這八大任務可知，除了重點保護黨政領導和醫療、集中隔離點的安全外，公安部門的工作主要就是一件事——控制包括染病和健康人群在內的所有民眾。

但對於如何解決民眾被封城封門後的生活、甚至生存困難，湖北省公安廳的防疫報告隻字未提。

湖北之外的中國各地公安部門的防疫工作大同小異，重心都是維穩和加強控制。

例如天津市寧河區防控指揮部社會維穩組在2月17日第23號、2月18日第24號「工作專報」中，匯報了公安部門的「防疫」成績，包括「2月17日，網安支隊累計發現涉我市疫情網上負面輿情45條，涉及境內外網上負面輿情21條」，「 2月18日，網安支隊累計發現涉我市疫情網上負面輿情28條，涉及境內外網上負面輿情19條」。

文件顯示中共「防疫」宣傳 本性未改

宣傳，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中共各級防疫指揮部的文件，披露了政府在宣傳上的「成績」，那就是每天推送成千上萬條「正面信息」，對民眾實施轟炸式宣傳。

如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傳組在第29期「工作專報」中，列舉了該省宣傳部門的工作「成績」，包括2月20日當天「湖北日報官方客戶端發稿215條，微信25條，抖音快手號39條，今日頭條號72條，微博42條，總瀏覽量過5000萬」；截至當天，「推出新媒體產品共65,686個，閱讀量總計超過201.3億」， 「長江雲平台全網總閱讀量78.4億，抖音短視頻話題『心繫湖北抗疫情』總播放量6.4億次」，「長江日報全媒體報導1701條，閱讀量超1.12億」。

不過，中共的宣傳工作除了炮製、灌輸宣傳中共的「正面信息」之外，還包括封鎖與黨不同調的異議聲音，以及消滅民眾表達不滿的聲音。中共稱之為引導、處置「輿情」。

例如湖北省政府在「關於《重點任務交辦通知（2月7日）》的回告」文件中披露，2月1日至8日期間，湖北省各級政府處置了4431條可能引發重大輿情的「不良信息」。

湖北省政府「關於《重點任務交辦通知（2月7日）》的回告」文件截圖。

湖北省政府在該文件中稱「妥善處理重大敏感輿情」，具體措施包括：

1. 成立輿情工作小組。在省委宣傳部負責的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宣傳外事組下設立輿情核實回應組、輿論引導管控組，第一時間掌握、核實輿情信息，指導市州強化涉疫可疑信息監測排查，做好輿情應對化解工作。

2. 提升輿情發現力。組織全省網信系統24小時全網全覆蓋監測輿情，市州網信辦每日報告屬地輿情動態，荊楚網、長江雲等主流媒體，武漢大學等輿情基地，基層核心信息員以及58同鎮等商網所屬鄉鎮信息員，結合自身特點、各自優勢，每日從不同角度報送輿情。

3. 提升輿情引導力。及時甄別可能引發重大輿情的不良信息，交辦涉事地方和單位限時核實、妥善處置，指導在相關平台及時回應。

4. 提升輿情處置力。協調管控新浪微博、微信公號、今日頭條等網絡平台各類攻擊、炒作等負面言論和有害信息樣本共3066個。

簡單點說，李文亮等吹哨人的遭遇，以及如此慘烈、完全失控的疫情，都未能令中共做出絲毫的改變，封鎖真相、控制言論依然是中共防疫宣傳工作唯一的中心。

附錄：上文中提到的湖北省內部公文（Zip）。

病毒没清零，最基本的人权却被清零了

上海极端清零政策下，民不聊生，除了包括同济大学教授在内等发出公开求救信之外，民间还展开各种抗争。包括上百名隔离江阴菜场民众推翻隔离大板冲上街头，找警察评论（上图），也有市民视察小区的领导喊话后，被抓走时鼓励民众站起来（右下）及民众拒绝去方舱被强行带走（左下）。
我们是襄阳北路44弄居民，现在我们弄堂一位产妇和刚出生20天的婴儿被接去方舱隔离，产妇家人多次和方舱负责人联系无果，和社区街道联系无果，弄堂里的邻居发起接龙被封，希望大家关注她们，她们所在的方舱是毛胚房全是石灰，方舱内24小时戴口罩。——@喂我在西单：早晨小区内一位耄耋老人坠楼自尽我被一阵猛烈又悲怆的女性哭喊声从睡梦中抓起来，老人面对抗原自测的两条杠心里压力太大不堪重负，最后一部黑色的车把老人拉走，他女儿一个人在后面追着车跑哭得很惨，脚步逐渐乏力。很多人都打开窗看着，但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做什么。——@王天定：防疫以来，随时让你有家难归，也随时有人破门而入。我们才发现千辛万苦建起来的“家”，其实没法给你提供简单的保护。病毒能不能清零，我不知道，但人最基本的“权利”被清零，已经是现实了。
上海封城以来，两千多万人被官方强制接受核酸筛查。如今大部分人厌恶无止境的核酸检测，本周日起，民众在自家门上贴出“不做核酸”、“一直阴性”等纸牌。上海居民郑先生说，他被隔离一个多月，没必要接二连三的做核酸检测，而他的邻居也都拒绝做核酸。有居委会人员在微信“群聊”中提醒：“现在接上级紧急通知，需要全楼现在下楼核酸，请回复是否愿意”，群内六十多户居民回应三个字“不愿意”。有居民续称，我们已经封闭这些天，多次做核酸检测，全是阴性，为何还要做核酸？是为了完成领导指示，还是推卸责任？还有人回答，下楼只有加大感染风险，所以不愿意。
今天长春封城40天。第38次核酸检测。没赶上困长春，但赶上了封长春，没赶上抗日战争，但亲历了抗疫战争；没当过志愿军，确能当上志愿者，没保护过密电码，但誓死捍卫着健康码；没参加过核试验，但多次参加了核酸试验。——@Frank778_3316
3月中下旬至今，上海、长春、邯郸、泉州、宿迁等多地曾“封城”，波及6000余万人；目前仍至少有22个城市或地区“在封”，涉及近3000万人。——荣剑：出现一个感染者，芜湖全城封城，这些地方官为保乌纱帽，无所不用其极，绝不管经济死活。
朋友圈听了一个德国人拒绝去上海方舱的电话音频，快把我羡慕死了，他们可以义正严辞地说“我们大使馆在盯着你们”，可以执行公民权利，可以质疑政府，辱骂政府和体制，中国人从始至终都没有这些，以及做出这些的权力，因为每做一条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DTSSilence
你能同时在一天内目睹“买咖啡”冲上热搜第一，却几乎看不到有任何媒体关于癌症患者因为疫情耽搁去世的报道，苍穹之下有理所当然的欢笑，也有不为人所能听到的哭声。你很难想像这是发生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故事，也很难用语言去描述一个人的死去对于一个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魔有千万种写法，有冤魂不散，有业病缠身，但没有哪一种能够比拟这般如此真实，如此残酷。你要如何体会这人间？——@一只朋克小狗
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而是你的奴性或血性。今天开始不会再出门做核酸了。——王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