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层的权力变化与权贵经济

特权阶层的权力变化与权贵经济(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8月09日 转载)     蛮族勇士 柏拉图academy
   
     一直以来，我极少讨论政治。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弄不好，就要到大西北去挖煤，然后在两三年后，当朋友们惊讶的问起这两年你去了哪里的时候，幽幽的回答：“你不知道刑诉法73条吗？”当然，我这个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要能在煤矿里活个两三年；第二层，就是只需要熬个两三年。这两层意思，就包含了我现在要说的全部观点。
   
     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下滑，从15%以上的年度增速，剧烈的下降到不足10%，下降幅度超过50%，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中国政府自己，现在也已经公开承认这一点。经济学博士做了总理，看着不堪入目的货运数据、发电量数据，狠狠心，终于给全体国人上了一堂经济学公开课，告知了国人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真相。譬如经济增长乏力，只能依靠印钱投资之类。这部分的内容，我会在此后的部分，以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我现在只想谈一谈，这个国家，它在政治上还有没有希望，它号召大家一起做的中国梦，到底还能不能做下去。
   
     2013年，中国在政治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新一届班子的上台。这届班子原本被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寄予厚望，即便我这样的怀疑派，都曾经对这批人有着很强的期待。然而，现实狠狠的扇了公知们一个耳光。要理解现实，首先要从历史说起。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层政治体制，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它其实是一个民主体制。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朋党势力，控制住了这个国家的核心权力。邓小平自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其实他只有决策参与权，执行权只有一点点，甚至可以忽略。当时的体制是所谓八老治国，这个“八”是一个虚数，事实上拥有话语权的根本不止八位，要认真的梳理的话，当时能对国策制定投票的人，能数出13位之多。在所有人都不掌控核心权力的情况下，多方博弈的结果，一定是对任何事都持放任不管的态度。这也就是邓小平猫论的核心：白猫黑猫，不管不问，让市场自己去试。正是在这种高层多人相互制衡的基础之上，中国民营经济焕发出惊人的活力。傻子瓜子和国营副食品公开竞争，冲 击当时的计划经济秩序，搞出轩然大波，要查办的力量和要扶持的政治力量相互制衡，闹了一通，最后不了了之，也没把人家怎么样。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层政治的本质特征：多方制衡之下的民主投票决策体制。没有一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无从谈起，但放开管制，却非常容易，只要在常委级的圆桌会议上摔杯子就行了。壮大国企强化计划经济的决策无从做出，那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八仙过海了。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智慧，计划经济的坚定捍卫者陈云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然而人类社会有一个历史规律，那就是“治乱循环”。这大致是说，在一个朝代的初期，由于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缺乏为恶的能力，因此老百姓们会获得很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大治时期，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权贵们不停的掠夺资源强化势力，最终他们获得了为恶能力，轻易就能让老百姓生不如死。这个时候，社会就会倒退，流民就会四起，朝代就会覆亡。中国乃至世界的整部古代史，都是在讲述这个“治乱循环”的规律。西方人最终发明了民主制度，将权贵们关进了笼子，目前运作了300来年，期间经历了很多问题，打了好多次仗，世界大战都打了两次，总算是在近60年来找到了方向。权力制衡规则、决策机制、财税机制、货币发行机制，都是在近60年内才得以最终完善。目前看来，民主制度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效率实在是低下，在应对危机时基本上只能束手无策，但至少天下大乱尸横遍野朝代覆亡的风险，那绝对是没有了。
   
     而中国呢？我们在这个政权建立后的前30年，纯属瞎鸡巴搞，那30年的事不能多谈，总之就是把人不当人，当畜生。死多少畜生，那都不是事。30年后，八位元老以政变方式上位，就相当于重建了一个朝代，重新开启了“治乱循环”之路。在这个新朝建立之初，元老们相互之间不能肉体消灭对方，此前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的玩法不能用了，那就只能制衡。当时的两大巨头邓小平和陈云于是达成了默契：邓管政治决策，陈管经济执行。这俩合作期间，有很多大小摩擦，闹出很多风波，有些甚至震惊世界。一开始搞开放搞活的时候，这俩都没啥经验，所有的资源都被小权贵们抢走了，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和官倒，小权贵们的掠夺几乎是赤裸裸的，非常的不要脸。这种低劣的掠夺激起了滔天的怒火，并在80年代末期搞出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动乱，留下的伤口一直到今天都在流血。此后中国在变革问题上几经反复，邓小平被逼到没法子，连续两次南巡，靠发动群众争取舆论的方式，最终抑制住了保守派势力。整个过程实在是惊心动魄，绝不是各位所以为的太平盛世，但最终这俩总算是平安的把中国带到了90年代中期，并且确立了中国高层政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潜规则：书记管政治决策，总理管经济执行，两者相互制衡。道理很简单：一旦相互制衡的局面被打破，某一方势力开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拥有对资源的绝对调配能力，那他一定会选择为恶，选择鱼肉百姓。我们绝对无法指望这些资源的绝对控制者们能够善心大发，从牙缝里抠出肉丝喂给人民，自己只吃青菜。
   
     第三届班子，也就是江朱组合，这俩完美的继承了邓陈的意志。江核心几乎不对经济执行层面的问题发表意见，很专心的搞他三个代表。而朱总理则大刀阔斧的在财税体制和国企体制上动刀子。现在回头看起来，这期间固然埋下了相当多的祸根，但这期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黄金的十年。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再谈阶级斗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私营企业主，也能入党，也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即便在今天来看，这也是石破天惊的政治观点了。而朱总理则竭尽全力要从当时那一场动乱的惊天恶果中走出来。在当时中国面临国际制裁，被全面封锁，对外贸易几乎断绝，中央政府穷得揭不开锅的情况下，朱总理建立了分税制，国税与地税自此分离，70%的税收要上缴中央，将有限的资源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同时严控信贷，并将大量的国企卖掉，斩断小权贵们依靠信贷资源和国企地位的获利之手。这样子搞下来，中国就骄傲的宣布，自己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从经济危机中走了出来，跨入21世纪了。
   
     第四届班子，胡温组合，虽然水平极差，仍然表现出了鲜明的权力制衡的特征。胡搞的是八荣八耻和先进性教育，这是政治层面的事，虽然档次很低，不知所云，与三个代表的政治高度没法比，但至少他不瞎搀和经济层面的事，也没把中国往重回文革时代的错路上带。而办公室主任出身的温，则完全无法应对复杂的经济局面。他的前任朱总理的经济措施，是危机之下的临时举措，根本不能长期沿用。即便是要沿用，也要有配套措施出来。譬如“分税制”，现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拿走70%的钱，在当时确实很穷，没法子，临时这么拿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你要长期拿，那请你把地方的教育和医疗的职能，这两块最花钱的职能，也一并拿走。财权与事权要配套。你不能要求地方政府身无分文还办教育搞医保。温总理当时面临的局面，就是必须要给那些临时举措一个说法。他要么就废止它，要么就完善它。而温却做了一个令我至今百思不解的选择，他选择什么都不做。于是，规律开始发生作用，“治乱循环”的按钮，被再次按下。
   
     在邓陈时代，形成的是高层长老相互制衡机制，捣乱分子是部门和地方上的小权贵们。江朱时代，集中力量清理这些个小权贵们就行了，老百姓自然就能得到发展空间，民营经济自然就能焕发惊人的活力，从而挽救危局。而到了胡温时代，“集中力量”这个临时举措，就开始起反作用。当所有资源集中到高层后，就必然会引发高层对资源的争夺。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小权贵们与老百姓争夺资源，十年后引发的是80年代末期的惊世动乱。这一次，当高层权贵也来与老百姓争夺资源，十年之后将会引发的，又将是什么？这种局面，与中国古代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末期，有什么区别？
   
     整个胡温时代，就是高层权贵进行资源分配的时代。在那十年里，利益版图基本划定，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类别，都已经划分给某个说得出名字的高层权贵。或许只要简单的数一下现在的高层势力派别就行了：电力系、石油系、沪浙系、民盟系、统战系、团派、京帮、山西派、川派、潮汕帮、客家帮、五大军系，等等等等，利益纠纷错综复杂，每一派势力，都能在常委级寻找到政治同盟，以便于更好的争夺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局面完全失控了。从08年开始，也就是胡温的第二任任期开始，权贵资本的力量就开始突飞猛进，而民企的活力就开始逐渐消失，这个国家，也开始走向了悬崖。
   
     2013年，新一届班子正式上位。公知届对他们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望。所有人都知道，改革势在必行了，不改革不行了。然而，要改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国家的痼疾，到底在哪里啊？这个国家的国民，基本上都茫然无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每个人都在召唤改革，然而改革到底要怎么改啊？
   
     邓陈的改革，是放开管制。在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之下，并在当时高层长老们的相互制衡之下，这不难做到。江朱的改革，是压制当时的中小权贵，给民资以生存空间，他们算是做到了，但同时资源过度集中到高层，给了高层权贵资本的发育空间，这算是埋下了祸根。胡温毫无作为。而这一届班子，要做的改革，只能有一样，就是对高层动手！从高层权贵嘴里，夺下骨头，还给老百姓。这种改革，有可能成功吗？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的类似的例子，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试图从西汉贵族手中夺回田地，还给农民，然而王莽遭遇到了空前惨烈的失败，其本人被污名化，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笑柄。动高层权贵的奶酪，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成功的先例。这一届的班子，他们有可能成功吗？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么问：他们真的试图改革吗？
   
     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意图，不能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一届班子，在整个2013年，做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财税系统加强了，各种增税的官方言论层出不穷。这依然是在强化国家资本的套路。与此同时，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大V竟然成了反政府的代名词，一时间人人自危。这更是强化集权的套路了。然而最危险的表现，是中央层面建了两个新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书记兼任这两机构的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这意味着邓陈以绝大的政治智慧建立的高层制衡机制，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书记管政治决策，总理管经济执行的制衡机制，就此荡然无存。所有的权力，都将被集中到书记一人手中。总理将被架空，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
   
     现在的政治局面是：一方面，资源在加速向高层权贵手中击中，民资苦不堪言；另一方面，高层权贵们抛弃了原本相互制衡的游戏规则，开始了赤裸裸的争权。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1980年代，中小权贵们抢夺资源，高层却遵守着游戏的规则底线，因此最终无非是激起了一些年轻人的热血，虽然震惊了世界，却最终度过了危局。而这一次，确是高层权贵们亲手掠夺资源，并抛弃了任何规则底线。这一次，会发生什么呢？
   
     2013年，高层的权斗之激烈，远远超越此前的30多年。西南系被连根拔起，石油系荡然无存，前军机大臣下落不明，甚至有谣言说前中堂大人试图潜逃。公知们在文字狱的威胁下噤若寒蝉，而高层们也未必能睡得好觉，谁都不知道对方会干什么。在这种局面之下，唯一可以打的牌，就是挑起国际矛盾，转移国民的注意力，于是整个东南沿海，到处都是领海纠纷，闹得天翻地覆。一帮只读过初中历史课本的中国年轻人，把中国的邻国们骂了一个遍，今天要血洗越南，明天要炸平菲律宾，后天要东京大屠杀，好像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可以王霸天下四夷来朝了一般。
   
     在这种谁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情况下，由于权贵们对资源的过度掠夺，脆弱不堪的实体经济终于撑不住了，于是，中国这个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居然出现了流动性危机，整个市场上都找不到钱了，钱荒了。权贵们夺来的资源，除了瓜分，无非是投入到过剩产能和地方债之上，这些领域只能沉淀资金，无法创造利润。就好像一个土匪把所有的收入都买了钻石，明晃晃的很好看，但是他没法把钻石出手，因为其它老百姓的钱都被他抢光了，买不起。所以他最终只能守着钻石饿死，他拿不出一毛钱去买食物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钱荒的本质。而他要继续活下去的法子只有一个，就是继续去抢钱，对应到这个国家就是继续印钱。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的钱掌柜，也就是那位面临架空危机的总理大人，公开拒绝继续印钱。权斗到了这种程度，你死我活，根本不在乎国家是否能撑下去了。
   
     这就是我的政治观。我第一次在宏观角度上阐述这个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制度演变。这个国家原本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高层权力制衡机制，已经被这一届班子彻底破坏。它破坏了游戏规则，它就要承担恶果。而这个恶果，绝不会来得很迟，无非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我唯有希望天佑中华，在这样的危机面前，那些愚昧的国民，那些根本不知道今夕何夕今时何时的国民，能寻获一丝生机。虽然，这份希望，根本渺茫到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遒真言实：令人咋舌的财政特权！人民怎么能爱中共党国？（十）

上一篇谈了，中共党国财政可恶可恨的“五公消费”——在职官员、权贵的财政特权。本文谈财政支出另一个问题：举世震惊的中共离休权贵的财政特权。
    特权，指政治上经济上超越大众特别是超越法律的特殊权利。权贵，指官高势大享有特权的人。特权和权贵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一、自由民主国家有没有权贵？下台后有没有特权？

    可以说，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史至今，一国国民在政治上最平等的社会（因为人对社会的贡献有差别，经济上永远都不可能平等）。也就是说，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既没有特权，也没有权贵。

    民主国家高官卸任以后，自然就成了平民。所以，以前有几个美国总统离任后穷困潦倒，相当凄惨。如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尤利塞斯·格兰特等。哈里·S·杜鲁门1958年1月离职后亦非常困窘。1958年秋天，国会通过《卸任总统法案》，杜鲁门由此解除了后顾之忧。

    现在，前总统享有退休金、办公室人员的工资、差旅费、电话费等福利，并且建一座图书馆；前副总统有7个月的活动经费。其他政府官员只要一离职，便失去了一切，彻底平民化。

    二、中共离休高官的优渥待遇

    民主财政的本质在于：不谋私利，竭诚为全体国民服务。可是，在文明现代，中共党国倒行逆施，树立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财政特权的反动样板。在职权贵享受超级福利，离职后的权贵依旧保持着令全地球人惊叹的丰厚待遇。

    在2007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交了一份《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的大会发言。任玉岭委员说：目前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的晚年生活留下的。而时至今日，仍然延续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不仅加重国家负担，还导致了官场作风非凡化。目前我国的一些高级干部退休了，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非凡的医疗待遇。这不仅违反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分配原则，而且也造成了“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化。

    《政府与中央高层老干部退休待遇之一瞥》

    （一）中央级离退休干部待遇：

    1、购房补贴按建筑面积标准220平米。2、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3、一年四次国内休养，每次三周，家属不限。4、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二至四个座位，火车软卧，配三辆轿车或两辆旅游车，机场一般需配合起飞时间。5、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6、医疗特供全免费。

    （二）离退休正省、部级干部待遇：

    1、购房补贴按建筑面积标准220平米；2、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专职工作人员，身体差（七十五岁以上）增配医謢人员；3、一年享有四次国内旅游、休养，每次三周，带家属、子女人数不限。乘坐交通：飞机头等舱或商务舱二位至四位，火车则软卧房一间。地方交通：配备三辆轿车或两辆小型旅游车。住宿：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宾馆），租住二间高级套房，住宿期间的餐饮实报实销；4、医疗特供全免费。

    （三）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

    1、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190平方米；2、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差（八十岁以上）增配兼职医务人员；3、一年享有四次国内旅游、休养，每次两周，带家属、子女人数以五人为限。乘坐交通：飞机头等舱或商务舱以两位为限，火车则软卧铺二位；健康差，行动不便的凖包软卧房一间。地方交通：配备两辆轿车或一辆小型旅行车及一辆轿车。住宿：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宾馆），租住一间高级套房。住宿期间的餐饮，本人及家属，每天的标准为三百元，随行工作人员二百元，实报实销。

    除以上的福利之外，正省部级级：每人平均一年的福利、津贴等（不包括退休金、级别待遇开支）一百一十二万三千多元。

    副省部级：每人平均一年的福利、津贴等（不包括退休金、级别待遇开支）九十三万七千二百多元。

    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人数共计三千七百四十二人，副省部级干部共计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五人。

    这些离退休官员长期住在风景区的珠海、深圳、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光广东省每年付出退休的副省部级干部的轿车费就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三十多万元。

    二、顶级权贵们退休后的特级待遇

    2008年，香港《动向》等刊物披露：现在，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高达1000亿人民币；最高级离休官员，包括江泽民、李鹏等11人，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每年耗费公款10亿元，平均每人近1亿元！

    《动向》杂志披露，江泽民2012年在上海居住150天，住宿、交通等开支由市政府列作行政开资外，仅宴请签单237万7千元，相当于上海市职工年收入中位数七万元的33.5倍。

    江泽民等人享受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

    江泽民、李鹏等离休后，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宫包括：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玉泉山中央军委招待所5号楼，上海西郊宾馆，上海大公馆，苏州太湖，等等。

    就连江泽民所用专列，沿线都有武装保护，所有快慢旅客列车，都要停站让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也必须停下，让其专列超越而过。

    实际上，中共的特权制度始于苏维埃革命时期。在特权享受方面，最高典范是毛泽东。（另有专题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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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现象，在共产党的法典里，都与犯罪无缘，乃“劳苦功高”应该享受的制度规定的待遇。

    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这些东西，究竟是人民的勤务员，还是前所未有的吸血鬼？

    这就是中共党国财政——刮民财政——的第十宗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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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言而喻，中共党国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掠夺严酷至极！

    一个国家执政党如此残忍剥削掠夺自己贫穷的国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一贯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如此暗无天日的国家，叫中国人民怎么爱？怎么能爱？怎么会爱？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